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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晋加上将衔。1947年，蒋介石任命马占山为东北保安副司令，但他不肯就任。1948年平津战役时，马占山毅然决定弃暗投明，出面帮助傅作义拿定主意和平交出北平城，推动了北平和平解放的进程。1949年初，曾劝说傅作义接受和平改编，并向傅建议请邓宝珊做同谈判的代表，为促进北平的和平解放做了有益的工作，促使北平和平解放。
冯占海（1899年1963年），字寿山，辽宁省锦县人。“九·一八”事变后，举兵抗日，被称为“吉林抗日第一人”。
1917年冯占海投奔姨父张作相，投身军旅任勤务兵，后入东北讲武堂深造。1963年9月14日逝世。冯将军现葬于吉林省吉林市船营区北山公园西侧最高峰。
1921年行陆军二十七师一零八上尉副官，后晋中校承启官、上校长，“九一八”事变后，举兵讨逆，收编绿林及民众抗日武装，1932年1月27日，得知于琛澄伪军犯哈，毅然率队迎敌，会同李杜等粉碎伪军参哈尔滨的进犯，吉林自卫军成立后，被推为副总令兼左路总指挥，哈尔滨失守后，率部往方正一带。其间，曾组织队伍反攻，歼敌数千人，兵进哈尔滨外围，后撤离方正，转入下江同年４月，吉林自卫军组织反攻，率军进入哈尔滨香坊一带，日军偷袭依兰，使自卫军前后方联系中断，他当即率军南下。后来队伍壮大，发展了万余人，改称吉林救国军，自任总司令，向伪吉林省城吉林市发起了反攻。因孤军作战，反援不济，攻城不果转入热河参加热河保卫战。热河沦陷后，冯部进关，改编成九十一师，隶属万福麟的五十三军。“七七”事变后，九十一师在永定河南岸固守城与日军激战，全师伤亡惨重。1938年7月，九十一师划为汤恩伯的三十一集团军，在武汉会战中，官兵浴血厮杀，伤亡殆半，后痛惜部队减员，更因汤恩伯飞扬跋扈，岐视旁系而心灰意令，于是率亲信副官二人出走，潜入广西、香港等地，以经商为业脱离了军旅。1938年武汉会战后冯占海将军辞去第91师师长职务，带着副官离开部队。先到了广西桂林，当时的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对他颇为同情，发给其护照以暂居香港。1939年冯占海将军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后来冯占海将军从香港转到昆明经营商业，先后兴办同兴汽车商行和同义大旅社，直到日本投降。1946年秋，冯占海将军将全家迁往北平，继续经商。1950年冯占海将军被选为北京市西城区人民代表会议特邀代表。同年他经龙云等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1955年周恩来任命冯占海将军为吉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冯占海将军回到吉林省。1962年冯占海将军患了癌症，他瞒着家人为自己买了一个骨灰盒，并留下遗嘱：将我的骨灰埋在北大山（在吉林市）我的抗日发起地。1963年9月14日，一代抗日名将冯占海病逝于长春，终年64岁。
唐聚五，原名唐福隆，字甲洲，满族，1899年生于今黑龙江省双城县兰棱乡。东北讲武堂第六期步兵科毕业。1915年入奉军27师当兵，历任排长、连长、营长等职。1928年12月29日任辽宁陆军步兵第1旅1团中校团副，驻防凤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日军突袭凤城，1团团长被俘后投降。这时唐聚五未在凤城，他惊闻事变后，只身来到北平，向东北军司令张学良面陈抗日殷情。张学良升任他为第1团团长，让他回东北就职。1932年4月21日，辽宁民众自卫军成立，唐聚五被推选为自卫军总司令。辽宁民众自卫军的军委员公推唐聚五为委员长，各县之公安局长、大队长与其部下之营长及各地绅士等为委员。军委会中设一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部，公举唐聚五为总司令，下辖各路司令及支队，择期誓师大举。闭会后，各代表俱回原县。孙秀岩与姜伯魁、张玉珊秘回通化砬子沟号召，专待时期。电会宽甸县长秘密通知徐文海、邓铁梅派人前来接洽。在此秘密期间，将一切悉数规定。予则编印各种布告宣言，告民众商人武装同志等书，及就职通电誓师词；镌刻印信，印制凭委与编制表等等。郭景珊与张宗周等所拟之旗式亦妥。
军制表取三三制，路辖三团，团辖三营，营辖三连，编制与独立旅同。其人数不是一路者，则为支队。议定桓仁公安局长张宗周为副司令兼第五路司令，中校团附唐玉振为第一路司令，抚松常永林为第二路司令，安图李润春为第六路司令，桓仁公安大队长郭景珊为第七路司令，临江公安局长徐达三为第八路司令，东丰卢英环为第九路司令，海龙孙公雨为第十路司令，河北李志珍为第十一路司令，长白文殿甲为第十二路司令，岫岩邓铁梅为第十三路司令，西安、辽源谭庆海为第十四路司令，凤城徐文海为第十七路司令，辑安公局长林振清为十八路司令。其他王彤轩、姜中天、盛御风、李月林、钟子臣等为各支队支队司令，一切配备妥协，乃分遣邹达心赴时远岫，徐文海、邓铁梅等处，李心葵赴孙秀岩、王彤轩、李志珍、钟子臣等处，孟伯钧赴林振清、徐达三、文殿甲等处，英若愚赴张连波、孙公雨等处，姜中天赴李连科、常永林等处，李春润处唐励派其亲信之副官徐受先前往，送任命关队与编制表、旗徽、布告、宣言等物。去后各处亦陆续派人前来接洽……于是在南关师范学校体育场搭台扎彩，召集民众，举行就职誓师典礼大会，至四月二十一日，派军警沿街密布，直至会场维持秩序。会场正门，扎松枝为牌楼，额悬纸匾为“誓师起义”四大字，左右分悬“涤荡丑虏、还我河山”八个大字，周围遍贴种种标语。主席台搭于场北向南，台上平悬白布一幅，大书“辽宁民众自卫军誓师大会”十一字。
从此，唐聚五统率18路抗日军队（后增加到30余路军，10多个支队）在辽东地区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1932年8月，辽宁民众救国会和自卫军各路首领在通化集会，决定成立辽宁省临时政府，公推唐聚五代理省政府主席。11月，唐聚五任东三省抗日义勇军3军团总指挥。1933年初，唐聚五参加了热河及长城抗战。1938年7月23日，唐聚五受命在冀东组成东北游击队，任中将总司令。1939年5月18日，唐聚五率部在河北迁安平台山与日军激战时不幸受重伤，壮烈殉国，时年40岁。在生命垂危之际，他对部下说：“要团结所有的抗日力量进到东北……”表现了与侵略者斗争到底的英雄气概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
1940年2月18日，延安《新华日报》发表专题社论，指出：“唐聚五将军是‘九一八’后揭起抗日旗帜的民族英雄之一。”
邓铁梅，原名邓古儒，字铁梅，1892年生于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磨石峪村一个士绅家庭。铁梅7岁就读于本村私塾，七岁入本溪县小市三门洞高等小学堂，记忆超人深得老师宠爱，主要爱好是听故事和习武。其父不意官宦闲居家中，常在茶余饭后给孩子们讲些朝代兴亡的故事，铁梅深深崇拜和敬仰抗元英雄文天祥，一段动人的故事、一句“从今别却江南路，赢得杜鹃带血归”竟使铁梅泪流满面。铁梅的青少年时期，正赶上丧权辱国的清朝政府将辽东地区划为日俄战争的战场，铁梅家乡亦战火不断，当地土匪乘机蜂起，哀鸿遍野，百姓饱受刀兵劫掠之苦。铁梅祖父邓荣昌乃辽宁一带有名士绅，不忍乡里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倡组民团，将匪首黄义山二楞锏（山头号）抓获送官。此举与黄匪帮结仇，1906年6月，土匪约200余人寻仇袭击磨石峪村，铁梅父邓继新率众奋起抗匪，与家人、亲属、团勇12人皆死于土匪刀枪之下，邓家房舍尽数被焚。15岁的铁梅目睹家破人亡的惨状，誓志歼匪报仇。此后，不分冬夏拜师习武，只练得精通各种枪械，弹无虚发。
邓铁梅18岁由三门洞小学堂毕业，适逢铁梅六叔邓继述任本溪小市总甲所（县设剿匪武装）总甲长，铁梅借堂叔力入总甲所任文书，这是他走向社会的第一步。1917年铁梅考入本溪湖警察教练所，毕业后分配到本溪县警察大队先后当巡警、班长。1921年调到凤城县警察大队，先后任班长、大队长、县公安局长。其间，国难当头，在奉系军阀的封建统治下，社会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匪患日盛。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实施殖民住义统治，在东北横行霸道，设厂开矿，疯狂掠夺我国资源，辽宁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灾难之中。铁梅身为公安局长，以他强烈的爱国意识和主持正义、胆大心细、办事果断的作风断然阻止了日本企业在青城子铅矿的越界开采，并在铁轨置石事件中手持单枪闯入警察署，怒斥日本宪兵队，救出中国县长。同时剿灭匪患，严厉打击土豪劣绅、一贪官污吏。此举震慑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长了中国人民志气，维护了一方平安。然而，刚正不阿的铁梅却遭到了地方实力派的怀疑和排挤，1929年铁梅被撤销公安局长职务，调任省警务处督察员，仍遭排斥，于是他愤然辞去职务。1931年铁梅被调任牡丹江警察分署署长，不久又被革职，只好到沈阳、锦州等地谋职。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了，国破家亡、穷困潦倒的邓铁梅正在锦州，他亲眼看到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给中华民族造成的严重后果。溃军难民蜂拥而至，大批东北军官兵含泪撤进关内，到处是惊慌和混乱场面。这一切激起了邓铁梅民族正气，他气愤地说：“政府无能当政，军队有土不守，真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我们宁肯被打倒，也不能被吓倒，不能俯首甘当亡国奴。”他拜会了省警务处长黄显声，陈述了自己回辽东组织民众进行武装抗日的意见，得到了黄显生的赞同和支持。于是，他和好友云海清离开锦州，经沈阳回到凤城县。
此时的凤城县已被日军占领，日伪勾结，沆瀣一气，大肆镇压爱国同胞，各阶层广大人民群众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无不怒发冲冠，抗日热情日益高涨。10月中旬，邓铁梅同云海清来到离县城130华里的凤城4区小汤沟顾家堡子。这是个地域偏僻的小山村，经过串联，邓铁梅召集旧部，大家拿着邓铁梅亲笔信分头到各村联络，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发动民众参加抗日，招募青年农民加入抗日队伍。邓铁梅在凤城、岫岩一带素有声望，加之农民要求抗日的情绪高昂，携械响应的青壮年络绎不绝。10月下旬的一天，邓铁梅在顾家堡子召开了东北民众自卫军成立大会，邓铁梅任自卫军司令，会上邓铁梅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深得民心。由于民心所向，东北民众自卫军成立不到2个月的时间，队伍迅速扩大，到1931年12月份人员已达到1500余人，建制上分3个大队和一个全由精壮汉子组成的大刀队。
东北民众自卫军成立后势气旺盛，邓铁梅抓住战机，派人探知凤城县城的日本武装和警察各有200余人及兵力布置情况后，作出夜袭凤城县城的战斗布署。12月26日夜，东北民众自卫军在大雪的掩护下兵分4路，第一路在凤城以南的张家堡子切断电话线，使凤城与其以南的高丽门、安东车站断绝联系；第二路在凤城车站以北的四台子设下路障和埋伏，阻击从连山关、鸡冠山北来的增援之敌；第三路袭击火车站，消灭火车站守敌；第四路冲进县城攻击日本守备队和伪警察署。晚10时，战斗打响后，民众自卫军把车站和城内的敌人分割包围起来，切断了他们的联系，使其首尾不能相顾。自卫军捣毁了县衙、公安局和日本特务机关平井药房，砸开监狱，救出“九·一八”后日伪逮捕的爱国人士。战斗持续到清晨4时，在敌人增援部队到来之前，自卫军撤出战斗，此役共打死日伪军50余名，缴获步枪300余支，轻机枪3挺，迫击炮2门和大批弹药。
东北民众自卫军夜袭凤城是“九·—八”以来，辽东南三角地区人民群众对日军进行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在国内引起很大震动和反响。这次战斗，大长了东北人民的志气，大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东北民众自卫军从此军威大振，部队得到了更大的发展壮大，军队编制由大队扩编为9个团。1932年3月，在北平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派代表苗可秀前来与邓铁梅联系，邓铁梅详细地向他介绍了民众自卫军成立的经过及现状。苗可秀返回北平向救国会汇报后，救国会即委任邓铁梅为东北民众义勇军第28路军司令。同年4月21日，唐聚五在桓仁誓师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又委任邓铁梅为第13路军司令。邓铁梅率部乘胜前进，先后进驻庄河、大孤山，该地区的伪政权和伪警察在义勇军的威慑下，接受义勇军的条件，交出了武器。仅庄河县城一地就收缴长短枪支400多支，迫击炮2门和大批弹药。
卡巴岭距凤城30华里，是通往西部山区和岫岩必经之路，岭下有一座三义庙，高墙9尺十分坚固；伪军骑警一个连在此据守。邓铁梅派独立营夜袭了三义庙，缴获军马70匹，大枪60支和许多其他战利品。民众自卫军占领三义庙后，在卡巴岭上设立关卡，挖战壕，修工事，以此为三角抗区的东大门，形成割据之势，卡巴岭以西成为抗日军民的天下，凤城等地的日伪军轻易不敢进犯。
东北民众卫军的发展，使敌人非常恐慌，急调驻防安东的伪军李寿山部到庄河、大孤山一带，成立安奉地区警备司令部和第3混成旅司令部，李寿山任司令兼旅长。李寿山的伪军部队盘踞在安东、大孤山一带，把司令部设在龙王庙街，经常派兵“讨伐”东北民众自卫军，对三角地区的军民进行了疯狂屠杀，仅1932年2、3月间，就在安东、大孤山一带屠杀百姓200余人。老百姓对他恨之入骨。
龙王庙是一个近千户的大镇，镇内有商号120余家，是凤城南部、庄河北部的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的集散地，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占据此地，不仅解决了自卫军的粮食给养问题，更重要的是切断了凤城之敌的供给线。经过研究，邓铁梅下定决心，龙王庙势在必夺。7月1日，邓铁梅调动部队于凌晨借夜色掩护包围了龙王庙并向其发起攻击。龙王庙镇子周围有外壕，还有铁丝网的围墙，敌人防守十分坚固。民众自卫军以大刀队为先导突破北门，冲入镇内街巷，并以重火力击毁敌人的碉堡和兵营，日伪军在梦中惊醒，四处逃窜，100多名日伪军被击毙，很多敌人在渡河逃跑时被水淹死。伪军司令李寿山混于乱军之中出了镇子，向大孤山逃去。东北民众自卫军占领龙王庙和周边地区后，邓铁梅遂将司令部移往龙王庙镇。伪军司令李寿山逃出镇子后，在大孤山设立了司令部，与龙王庙隔大洋河相对峙。
1932年春，曾任南满总行委主席团成员、团省委书记的邹大朋来到邓铁梅的民众自卫军，虽然此时他已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他仍向邓铁梅建议在军队中设立政治工作部，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发动群众，组织农民协会。他成功地用共产党的方式改造了这支义勇军。邓铁梅接受了他的建议，并委任邹大朋为政治工作部主任（后改为政务处长）。从此，部队指定人员专事政治工作，部队里每周进行一次政治教育，军官每周有两个半天上政治课。经过学习，民众自卫军官兵斗争觉悟迅速提高，他们不仅知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罪行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危害，而且知道了为谁打仗的道理。邓铁梅也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抗日救国，保民第一”的口号，部队的组织纪律性得到改善，对老百姓秋毫无犯，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支援调和信任，战斗力明显提高。同年5月，本溪爱国绅士黄拱宸率抗日武装投奔东北民众自卫军，东北各地的小股义勇军和抗日武装也纷纷前来接受改编。民众自卫军的队伍得到迅速壮大，邓铁梅直接指挥的部队达1．6万人，其他接受改编的武装有3万人左右。鉴于部队的扩大，邓铁梅将直属部队改编为18个团（包括警卫团、骑兵团、炮兵团）以及第一、第八、第十九3个支队和一个大刀队。任命黄拱宸为总参议长，派参谋长王兆麟为驻北平代表，负责与抗日救国会及各方面的联系。并在尖三窑、三清观、沙里寨、龙王庙、黄土坎等地建立了游击据点，在这些据点里设立了战地医院、被服厂、印刷厂、制币厂、饷捐局，制定了税收、财政、粮食政策和对伪军的政策。在仅半年多的时间里，邓铁梅带领东北民众自卫军活跃在安东、凤城、岫岩、庄河等地，联合刘景文、李春光、李春润等抗日义勇军与日伪军历经大小战斗百余次，给敌人以沉重打击。东北民众自卫军军威大振，邓铁梅的名字声名远播。
随着日本侵略军对东北的军事占领逐渐扩大，各大中心城市、军事重镇、交通要道都被日伪军占领。日伪当局对各地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武装在采取各种“怀柔招安”政策的同时，实行了大规模的武装“围剿”。邓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的抗日斗争引起了日伪当局的极大重视，他们在小股部队无法将其消灭的情况下，以高官厚禄对邓铁梅采取诱降。邓铁梅招集民众自卫军高级军官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他指出：“为了争取一个喘息时机，可以采取缓兵之计，派代表与敌人斡旋一阵。但我们绝不投降，打剩一人一马，也抗日到底，决不当亡国奴，决不当汉奸，决不辜负东北的父老兄弟姐妹们的信任，不能给子孙留下骂名”。铿锵有力的话语更加坚定了东北民众自卫军官兵抗日到底的决心。邓铁梅派总参议苗可秀、参谋处长王者兴为代表，巧妙“地与敌周旋，利用敌人急于诱降的心里，得到了武器弹药，并成功地诱杀了敌人的谈判代表凤城县参事官友田俊章等6人。
日伪当局见诱降不成，便于1932年9月，派伪军司令李寿山部攻下民众自卫军经济重镇黄土坎。10月，邓铁梅在派苗可秀前往督师收复黄土坎后，于同月26日，亲率1000余人与刘景文义勇军800多人配合围攻李寿山龟缩的大孤山镇28天，消灭伪军200多人。
1932年12月，日伪当局急调日军第2师团和独立守备队第3、4大队及伪军1万余人，从盖平、海城、岫岩、本溪、凤城、安东等地向辽东南三角抗区的龙王庙、尖山窑等地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讨伐。由于敌人兵力过于强大，加之民众自卫军缺乏对付大规模“讨伐”的战斗经验，采取了分头迎击，处处设防的方法，结果分散了兵力，龙王庙、尖山窑等许多据点相继失守，民众自卫军人员伤亡过半，仅剩5000余人。敌人进驻文家街、红花岭、尖山窑一线后，邓铁梅带领民众自卫军转移至马道沟，并与苗可秀的学生大队会合，休整了队伍，邓铁梅和将领们重新制定作战方案，向敌人发起反击。民众自卫军首先向文家街的敌人发起攻击，战斗十分惨烈，经过一夜激战，日军退到红花岭，自卫军乘胜追击，敌人借山高林密加以还击，自卫军奋勇向前，日军招架不住，丢下50余具尸体向尖沙窑逃窜。苗可秀率学生大队紧追至尖沙窑。敌人增援部队赶到，遂撤出战斗。此战，民众自卫军士气大振，邓铁梅决定一鼓作气收复尖沙窑。12月底，邓铁梅亲率大军，苗可秀带领学生大队做先锋，经过一天一夜战斗，民众自卫军攻占尖沙窑。至此，东北民众自卫军粉碎了日伪军的第一次大“讨伐”。
1933年4月15日，敌人纠集大批兵力，以更大规模分兵多路再次向民众自卫军扑来，这次大“讨伐”敌人采取步步为营的办法，所到之处，建据点、修公路，实行保甲连坐法，妄图割断自卫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民众自卫军步步后退，不断遭到伤亡，战斗部队只剩1000余人。为了保存力量，邓铁梅带领部队进入深山密林与敌开展游击战。在此期间，邓铁梅总结了作战失利的经验教训，整顿了部队，部队人数有所增加。
此后日伪军不断发起了第3次、第4次大“讨伐”，采取了更加恶毒的手段，实行了归屯并户，断绝了自卫军与群众的一切联系，邓铁梅带领自卫军整日在冰天雪地的山林中游动及至弹尽粮绝，陷入重重困难的境地。1934年1月下旬，邓铁梅在岫岩境内牌坊沟召开了军事会议，为保存实力，决定把东北民众自卫军改编成若干支队，化整为零，进行小股游击，分散行动。并约定春暖花开时各小股部队再行会合，重振东北民众自卫军。
东北民众自卫军化整为零后，邓铁梅仍带领小部队在三角抗区内坚持斗争，以吸引敌人的注意，掩护其他小股抗日武装安全转移。由于长年征战，得不到很好的休整，邓铁梅已精疲力竭，身体病弱，有人劝他离开抗区暂避关内将养身体。他说：“拼将此身一死也不离开抗区一步”。1934年5月间，邓铁梅又患痢疾，不能随军行动。遂于5月27曰，被秘密送到凤城县小蔡沟张家堡子张姓亲属家中养病，被叛徒沈廷辅探知。5月30日晚，邓铁梅被沈廷辅带领的伪便衣暗杀队捕获。
邓铁梅被捕后，先后被敌人关押在沈阳伪警备区司令部军法处和陆军监狱。日伪当局一些高级政要和第一军管区司令于芷山、军法处处长王冠英纷纷出场，以好吃好喝招待邓铁梅，企图用引诱拉拢的手段消磨邓铁梅的民族气节，达到使邓铁梅和民众义勇军接受招抚、卖国投降的目的。邓铁梅曾用绝食来拒绝敌人的拉拢，面对敌人的审讯，邓铁梅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抒发自己抗日救国的伟大抱负。敌人让他命令民众自卫军接受招抚，邓铁梅说：凡在三角抗区的抗日武装我都能指挥调动，铁梅志在爱国，驱走日寇，推翻伪满政府，光复祖国山河，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鬼，不知其他。头可断，血可流，接受投降的命令绝对不能下。在狱中，邓铁梅以岳飞、文天祥等古代先贤们宁死不屈不降的民族气节鞭策自己。抗日救国事业未完，竟身陷囹圄，他如焦如焚，书写岳飞的《满江红》和文天祥的《正气歌》来抒发自已报效祖国、忠贞不渝的情怀。对狱中的伪军看守，邓铁梅向他们晓以民族大义。一个日本军官请邓铁梅为他的折扇题字，邓铁梅挥毫疾书：“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土地何时复”。敌人见拉拢、软化手段都不能丝毫动摇邓铁梅抗日救国的大志和民族气节，便对邓铁梅下了毒手。1934年9月28日夜，邓铁梅被日寇秘密杀害，时年42岁。
邓铁梅在中华民族面临外敌入侵，国破家亡的危急关头，毅然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高举起抗日救国的大旗，创建了东北民众自卫军，在辽东南三角地区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浴血奋战，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沉重打击了日伪的势力。邓铁梅热爱祖国矢志不渝、视死如归的气慨和驱逐日寇浴血奋战的英雄业绩将永载中华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辉史册。
苗可秀，原名苗克秀，曾用名苗景墨，字而农。1906年出生于本溪县下马塘苗家堡子。家境清贫的苗可秀，聪颖好学，1926年考入东北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预科，1928年升入本科，1932年毕业。苗可秀读书期间，不断受到“五四”以来爱国思想的熏陶。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借故出兵济南，大肆屠杀中国民众的消息传到东北，东北大学学生更是愤恨不已。为表达爱国反帝的思想，苗可秀在同学中积极宣传抵制日货，响应者日增。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大学流亡到北平。国难当头，东北的大好河山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除上课之外，苗可秀还经常为抗日救国而奔忙，参加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活动。苗可秀还与其他人在东北大学学生中组织东北学生军，苗可秀任学生军大队长，主要进行军事训练，并准备回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
1932年5月，参加完东北大学的毕业考试后，苗可秀毅然返回东北参加义勇军，踏上了抗日征程。在4年的抗日生涯中，苗可秀历任东北民众抗日自卫军总参议、司令，抗日军官学校教育长，中国少年铁血军总司令，东北民众义勇军司令等职务。在恶劣的环境中，他统兵布阵、纵横驰骋于东北各地，为抗战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威震敌胆。日寇对苗可秀恨之入骨，曾贴出告示悬赏百万，缉拿苗可秀。
1935年，在辽宁岫岩哨子河羊角沟同日军作战中，苗可秀因臀部中弹不幸被捕。日军在为他治疗中，先后以日军驻辽东警区中将司令等要职为诱饵进行劝降，都被他断言拒绝。日寇无计可施，便于1935年7月25日，在丹东凤凰山下将年仅29岁的苗可秀杀害。
在狱中关押期间，苗可秀深知，自己被捕必死无疑，他先后给老师、同学、好友写信，抒发自己的革命决心。他在写给东北大学的老师、抗日爱国人士王卓然的信中，拜托老师能够收养不知流亡何处的妻儿，并为其子起名为苗抗生。信中写道：“古语谓‘慷慨就死易，从容就义难’，生观之两皆易易耳，第视其真知义与否。”信中以殷殷之情、感人肺腑的语言，表达了视死如归的凛然正气。
苗可秀还给好友张雅轩和宋黎写了告别的遗书，殷切地勉励他们说，“弟等思想要正确，精神要伟大，不要忘了我们要做新中国的主人，要做重整山河的圣手”。遗书中充满了浩然正气，表现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伟大爱国主义情*和视死如归的决心。
苗可秀已长眠地下，而他的爱国主义精神象松柏一样万古长青。他的光辉事迹激励、鼓舞着一批批热血青年走上抗日的战场。爱国人士黄炎培先生就曾经携带苗可秀遗书手稿的影印本，到南方宣传抗日，号召大家做一个像苗可秀那样的大学生。
除了苗可秀，东北大学还先后培育了热血喷洒南京雨花台的石璞烈士，在渣滓洞与魔鬼苦斗的张孟晋烈士，舍身成仁的吴承仕烈士和丛德滋烈士，等等。正是因为有了诸如苗可秀这样的一批爱国学子，才铸就了东北大学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据不完全统计，从建校之初，东北大学师生中先后有53人成为为中华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繁荣而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烈士。
王凤阁：1895年生，吉林省通化县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通化、辑安（今吉林省集安市）、临江等地鼓动抗日救亡。1932年初，在通化以东山区拉起一支号称万人的队伍，被推为司令，展开抗日武装斗争。不久，所部编为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第十九路军，任司令。率部在金川、辉南、柳河、磐石和吉海铁路沿线打击敌人。1932年冬，自卫军在敌人大举进攻下失败，带领余部退往蒙江（今吉林省靖宇县）。1933年2月，转移到红土崖、大罗圈沟一带，组织修建要塞多处，设置后勤供应部门。此后的6年间，即凭借这块地方为根据地，与杨靖宇领导的抗日联军相互配合，进行大小战斗数百次，其中名震一时的有奇袭通化东江沿三分所、突击金丁二亩地、果松川空垒破敌、十三道沟大捷、七道沟口袋战、辑安岔沟截击战等，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
1934年4月，在临江境内七十二道河子截击敌人，仅几十分钟就结束战斗，缴获各种枪数百支。同年秋，又在大庙沟聚歼伪警察队，缴获长短枪80余支、子弹5000余发。
敌人屡次“讨伐”无效，曾将其岳母全家逮捕，强令写信劝降。见信后撕得粉碎，声言：“就是把我母亲和妻子捕去，也不能动摇我抗日的决心。我的任何亲友，同情我抗日者亲之友之，给日本当汉奸者杀之戮之！”
1937年春，敌人又出动重兵，在通化、临江、辑安交界的老虎顶子将他的部队围住。激战中损失严重，急退往大罗圈沟。同年2月25日，在东南岔与敌血战一昼夜后，左臂骨折，腿部重伤，身边战士大部战死，终于被敌人俘获，押往通化县城监狱。敌人软硬兼施，企图*他“归顺”，但每一次都遭到厉声斥责：“你们这些狗东西，进一次山用麻袋装人头，残害了多少抗日同胞。你们记着，我王凤阁死了不算什么，而你们当汉奸，是民族败类，绝没有好下场！”他的妻子和4岁的幼子小金子同时被关进狱中。敌人用饼干、糖果诱骗孩子，孩子也表现得很有中国人的骨气，高喊道：“我不吃日本鬼子的东西！”1937年4月1日，敌人将他架上汽车，押赴通化玉皇山下的柳条沟刑场。一路上，他放声向围观的人群高喊：“父老们，我王凤阁为抗日而死，大丈夫死得其所。大家努力，中国不会亡，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铲除伪满洲！”刽子手将他砍头挖心，情景极为惨烈。其妻子和幼子同时遇难。
王德林（1875??1938），原名王林，山东省沂水县徐家洼子村人。1895年春，王林随闯关东的乡亲来到张广才岭伐木谋生，后去密山烧窑打短工糊口。1900年，他应征加入了修建中东铁路的筑路队伍，被推为领工。同年7月，沙俄以保护侨民为由，出兵入侵东北，王林动员200多名工人参加“御俄寇”，复国土的“忠义军”。
1903年4月，王林于绥芬河畔举起“排俄救国，被*为寇”的大旗，成为“大当家”，从此步入“响马”、“强盗”、“胡子”的绿林生涯，他带领这支队伍，杀富济贫。袭击沙俄、官吏，绑洋票、斥日人，远近闻名。1917年11月，王林率队投奔吉林军，被委任为吉林军第一旅第三营营长，并更名为王德林。他带领的三营经过几次整编番号仍为三营，故称“老三营”，驻地铜佛寺。1920年起，营部设于瓮声砬子（今明月镇）。
日本帝国主义为吞并东北，派出大批先遣分子，乔装打扮，四处活动，物色汉奸走狗，王德林自然成为其拉拢的对象，他们时常送来金钱、物品，甚至以美女相诱，王德林不为所动，均严辞拒绝，得到有识之士的称赞和百姓的爱戴。1931年11月底，王德林接到旅长吉兴从延吉打来的电话，声称日本人准备修通吉会路，勘测队不日内将到瓮声砬子防地勘测，要他尽力协助。王德林表示军事防区非同儿戏，没有军政两署批文实难从命。
12月7日，日本“三友敦图铁路勘测队”队员高举太阳旗，荷枪实弹，强行闯入瓮声砬子炮台区，守卫炮台的士兵劝告无效，当场击毙两名日本人，成了轰动东北的“瓮声砬子事件”。王德林对战士的爱国之举十分钦佩，豪爽地承担起“事件”的责任。面对中日联合检查团的盘问调查，王德林大义凛然，痛斥日人的强盗行径，迫使日本侵略者承认是误会，事后投靠日本人的旅长吉兴，立即将老三营移驻安图县古洞河，后又传令将老营改为团，王德林升任团长，开往吉林换防。王德林知道这是日本侵略者的阴谋，“换防”是假，去黑龙江打马占山的抗日队伍是真的。
所以，老三营行军在敦化休息时，官兵们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拒绝“换防”，王德林毅然带领全营改变行军路线，经额穆县城（今敦化额穆乡），过镜泊湖南湖头，进驻汪清小城子（今春阳）。1932年2月，王德林成立了“中国国民救国军”，并宣誓就任救国军总司令，他治军严谨，救国军不怕死、不忧民，转战于安图、敦化、宁安、海林等地，捷报频传。1932年冬，救国军在日伪军的“讨伐”中，连连失利。
1933年1月，救国军余部继续奋战在吉、黑交界一带。同年5月，王德林等被迫撤入苏联境内，后转道波兰、德国、意大利回国，活动于广州、南京、上海等地。在上海王德林募集8，000块大洋交给陈翰章，嘱咐一定把钱用于东北的抗日斗争上。“七七”事变后，王德林将军带病率旧部奔波于江淮、豫鲁等地，招募立志抗日的爱国青年，自筹枪马弹药，组建民众抗日武装。后因旧病复发，回原籍沂水疗养，于1938年与世长辞。1939年2月，《解放》周刊发表中央题为《追悼东北义勇军事家领袖—王德林》的文章，称“丧失这个民族老英雄，实乃我中华民族的一个损失”，号召人民共同学习民族老英雄为国奋斗的精神。
郑桂林出生于吉林省双阳县，祖籍建昌县郑家沟.在名彪史册的辽西义勇军抗战中，辽西、热东大地上曾广泛地流传着一首民谣“天狗咬，蜂子蛰，座山雕打得恶，杨麻子不用说。”这是当地民众对几位民众抗日首领的赞语。“天狗”即指郑桂林。“九一八”事变时，他正任东北军十三旅六三七团中尉作战参谋。大敌当前，国难当头，他毅然辞去官职，出关从事抗日救国斗争。出发前为表明自己誓死抗日的心志，他借用“天狗吃日”的民间传说，公开声明改名“郑天拘”，决心吃尽日本侵略者。
出关后他首先回到祖籍建昌县郑家沟祭祖，在祖宗?b前庄严宣誓：“誓灭日寇，光复中华。”乡中父兄无不为他的爱国赤诚所感动，纷纷投奔他。他领导的四十八路军最盛时达万人，成为东北地区最大的义勇军队伍。
1932年至1933年间，郑桂林率转战热辽大地与日伪军作战百余次，大量杀伤敌人，他也成为闻名全国的民族英雄。1933年春又率部参加了著名的长城抗战，并光荣负伤。《大公报》等报纸多次报道他的抗日业绩。
因他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唱反调，为了约束他，1933年4月16日国民党强行把郑部改编为临永警备师，任命郑桂林为师长。郑桂林决心抗日，于同年7月率部哗变，9月在独石口与吉鸿昌部会师。
由于吉郑部遭到日寇和国民党部队联合围剿，抗日义举，终遭失败。吉鸿昌回天津后，郑桂林秘密去津找吉鸿昌共商重整旗鼓大计，不料被国民党宪兵秘密逮捕，同年11月在北平被秘密处决。电影《吉鸿昌》中粗犷豪放的郑师长，就是根据郑桂林的原型塑造的。
张海天，又名张贺年，1880年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高力房镇九台子村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1岁给地主放猪，后为地主赶车、当炮手，为生活所迫，投身绿林为匪，报号“老北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海天怀抗日救国之志，毅然放弃胡匪生涯，率部走上抗日救国道路，1932年被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为辽南义勇军第三路军总指挥（司令）。
张海天精于骑射，英勇善战，举旗抗日以后，率所部转战台安、海城、盘山一带，先后参加了智擒汉奸凌印清、九台子阻击战、夜袭田庄台、围攻沙岭、攻袭耿庄、三打牛庄、火烧海城日军兵站等数十次战斗。并多次炸桥梁、袭列车，破坏南满铁路，夺取军用物资。
张海天所部行动神速，作战勇猛，使日军闻风丧胆。张海天战功显著，被当时的报纸称为“辽西的抗日英雄”。张海天深谋远虑，为发展抗日队伍，扩大武器装备来源，开办了小型兵工厂，制造子弹，改制大炮，修理枪械等，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3年2月，张海天因常年奋战沙场，身染重病，卧床不起。第三路军由其子张秉林率领继续抗日。张海天在北平住院期间，张学良将军曾亲自前往探望，并在经济上给予了很大帮助。张海天病愈后，在张学良将军支持下，曾几次组织队伍抗日，不幸于1939年病故。终年59岁。
苑九占，生于1902年，原名苑九如，字九占，化名阮捷三，今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东梁镇转角庙村人。他的父亲原是东北军排长，因丢失所饲养的军马被上司搞得倾家荡产。为报家仇，26岁的苑九占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身绿林。2年后，苑九占有了点名气，便招兵买马，拉出单干。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苑九占不甘心当亡国奴，便率部200多人加入黑山县人王显廷任司令的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军团第一路军，担任第一支队副支队长。不久，就在黑山县八道壕等地与日军作战3次，歼灭日军56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从此，声威大震。
1932年1月下旬，日本侵略军重兵围剿黑山、北镇一带的抗日义勇军。为支援黑山、北镇一带的抗日义勇军，为惨遭杀害的同胞报仇，活跃在锦西、义县一带的抗日义勇军司令由督范决定组织义勇军袭击大凌河车站，切断北宁铁路。苑九占率所部义勇军参加了这一战斗。1月24日晚，抗日义勇军分成东、西、南三路，袭击守护车站和铁路大桥的日军。苑九占奉命指挥东路，歼灭守护大桥的日军，剪断电话线，拆除铁路上的铁轨，阻击东路来援日军。25日凌晨2点，苑九占率部首先向守护大桥的日军发起攻击。与此同时，战斗也在车站打响。战斗异常激烈，义勇军凭着旧式步枪同装备精良的日军激战到天亮，击毙日军守备队长中村四郎中尉和满铁员工、关东军特务谏山准一等12人。大凌河铁路大桥铁轨被拆除，使日军在北宁铁路的运输一度中断。
1932年夏，抗日义勇军内部发生矛盾，队伍遣散，苑九占只身去北平。
1933年初，苑九占重返阜新县，继续组织武装抗日。3月初，苑九占率部100多人在阜新县伊吗图附近截击日伪军，缴获装满枪支弹药和军需物品的大车10辆。不久，又攻入阜新县城，缴了留守伪军的军械。1934年8月上旬，苑九占同朝阳义勇军刘振东部联合攻占了朝阳二十家子伪警署，活捉并枪决了伪警察署长。2天后，又率部700多人，在北票义勇军总司令兰天林指挥下攻克北票县城，消灭许多日伪军。10月9日，苑九占部和刘振东部义勇军共千余人在朝阳县羊山沟遭遇日军“讨伐队”。苑、刘率部边战边退，13日终被大批日军层层包围在朝阳县谢家杖子。苑、刘率部顽强抵抗，激战30多小时，歼灭日军前田中尉等28人。终因寡不敌众，除苑、刘少数人于14日深夜化装突围外，大部分抗日义勇军官兵壮烈牺牲。
朝阳谢家杖子惨败并没能使苑九占屈服。1936年初苑九占重整旗鼓，同周荣久、高鹏振等组成1000多人的抗日队伍，出没在朝阳、阜新、库伦、彰武等地，继续狠狠地打击日伪军。6月，日伪军增兵加紧围剿，苑九占所部孤军作战，寡不敌众被击溃，他无奈含恨回到北平家中。
1937年“七七”卢沟桥抗战爆发后，苑九占由北平返回阜新。不久，在北镇、义县一带又组织起一支200多人的抗日队伍。5个月后，苑九占部队被日军打散，他又回到北平。
苑九占三次重举战旗、不屈不挠地英勇抗日，使日伪当局对他恨之入骨，将他与杨靖宇、赵尚志相提并论，到处悬赏缉拿。阜新县伪警务局长还带领日军到转角庙村，将苑家房屋扒掉，用大车拉走全部家产拍卖。在此期间，苑九占有4位亲友惨遭日军杀害。日军占领北平后，通过汉奸、特务多方侦察，终于查出苑九占在北平隐藏的地点。1939年2月20日，日伪军警特务将苑九占逮捕押回阜新县海州宪兵队。苑九占坚贞不屈，4月13日，被日军用刺刀挑死在孙家湾南梁。时年37岁。
1984年3月，阜新市委党史编委会认定苑九占为抗日首领。1993年12月，辽宁省人民政府批准苑九占为革命烈士。
孙耀祖（18941933）原名孙铭宸，号觐庭，辽宁清原人。兴京县立师范毕业。民国七年（1928）任当地小学校长，达10年之久，广收贫苦子弟，免费入学。十三年被清原县教育局命为模范小学。赠有“热心教育”匾额一方。
十七年任清原县教育局学务委员和调查员。“九·一八”事变后，协同胞兄孙铭武组织血盟抗日救国军。1932年加入辽宁民众抗日自卫军任第六旅旅长。
是年9月被日伪政府通缉，并没收其家产。1933年任东北义勇军第三军团副总指挥部总参谋、第四梯队司令官。同年2月，重返辽东防地。行至大连被日本水上警察署逮捕。拒降不屈被日寇杀害，时年39岁。
李昆山。辽宁省喀左县白草沟人，曾在热军中任团副，“九一八”事变时正赋闲在家。他耳闻目睹了日寇暴行，立即挥戈而起，于1932年初出任东北抗日义勇十七路军副司令，拉起1500多人的队伍，树起了抗日大旗，率部转战在北宁线上打击日伪军。
1932年3月18日，几路义勇军会师商讨攻打敌占绥中。经协商兵分三路，李昆山率十七路军与十三路军共两千多人担任主攻任务。3月20日开始攻城。李昆山在第一线指挥战斗。21日夜义勇军攻入城中，歼敌90多人，有力地震撼了守敌。
在巷战中，十三路军司令被敌儿冷枪中负伤，义勇军军心动摇。加上敌人在武器上的明显优势，李昆山不得不指挥部队撤退。撤退中遭敌伏击，壮烈晒牲。李昆山牺牲后，日本鬼子把他的尸体运到绥中城里，企图在城里焚尸示众，经绥中他的一些故友设法将李昆山尸体运出城外，又几经辗转运回家乡，予以安葬。
李昆山领导抗日武装进行战斗的时间虽较短，战斗的次数不多，但他的战斗精神却有力地震撼了敌人，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也大大地鼓舞了广大抗日军民的坚强信念和尹气。
苏炳文（1892.10.221975.5.22），字翰章。1892年10月22日生于辽宁省新民县中古城子村。毕业于奉天陆军小学，北京清河陆军第一中学，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毕业后入中央陆军模范团。历任排长、连长、营长。1923年，任福建陆军第一军第三旅参谋长兼团长。1925年任东北军第十二旅及第六旅参谋长、团长，东北国民军第一参谋长。
1927年，任东北第六旅旅长、第十七师师长。1928年，任黑龙江军务督办公署参谋长兼国防筹备处处长。1930年，任东北陆军第十五旅旅长兼海拉尔镇守使、中东铁路哈满护路司令、呼伦贝尔警备司令、第二旅旅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黑龙江坚持抗战。1932年3月31日，在海拉尔通电就任黑龙江自卫军总司令，拒绝日军高官厚禄之利诱；10月1日，就任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12月，因弹尽粮绝，退入苏联境内。1933年6月回国，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
“七七事变”以后，苏炳文以为报国有期，屡次请缨奔赴前线，但国民政府不理不问。南京失守后，他随国民政府迁居重庆，就任上将军事参议官。1938年8月，任军委会风纪巡察团第三团主任委员。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当局以“思想异动，不满现状”为由，迫其退出军籍。这时，他对国民政府已失去信任，只身返回东北的新民故里，以筹办工厂为业。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锦州之际，与国民党军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策动部队起义。新中国成立后，苏炳文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委员。
1954年，又被推选为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届委员。同年12月，就任黑龙江体委主任。他还先后任民革黑龙江省委员会副主任、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省政协常委等职。1975年5月22日，病故于哈尔滨黑龙江医院。终年83岁。
蓝天林，辽宁朝阳的热血男儿，愤怒高呼“江湖好汉向来置身于枪刀箭刃之间，死而何惧，我们立即起兵抗日”。1931年10月蓝天林便打起了“东北农民抗日拥张（学良）铁血军”的大旗。不久，这支民众抗日武装发展到1600多人。转战在锦县、北镇、盘山，田庄台以及北宁线上，与日军多次交锋，有力地打击了敌人。蓝天林在战斗中曾两次负伤。
1932年末，蓝部在敌人大举围剿中陷入困境。蓝天林把队伍分散成小股活动，他带领11名骨干回到了家乡朝阳县蓝家窑（现属北票市），在家乡串连组织宣传抗日救国。于1933年11月，蓝天林在家乡大甲营子再次打出了“抗日灭满救国军的大旗。
提出了“推翻满洲国，驱逐日寇，消灭汉奸，还我山河”的响亮口号。为表抗日救国的决心，他把妻子和三位嫂嫂送回娘家，让族中成年女儿出嫁，动员家族亲友20多人参加了抗日队伍。在他的感召下，不到几天就集结了300多人。
蓝天林威名远震，各路抗日武装纷纷来投，到1934年末队伍已达4000多人。蓝天林率部以太黑山为依托转战各地，袭击敌人，又多次率部攻打敌占据点。1934年5月和7月两次攻打了黑城子王府。1935年6月攻克了奈曼旗公署。8月7日在蒙古营子附近伏击伪军四十团，歼敌150多人，8日又乘胜攻打北票，激战3天撤出战斗。蓝天林于1937年8月壮烈捐躯。
郭义连，辽宁喀左县草场人。1937年他举起“抗日仁义军”的大旗，有力地打击了敌伪的统治。“仁义军”连续击毙两任大城子警察署日本指导官小田宫平和日高宗秋的事迹，至今仍为人传颂。
小田是个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血债累累。郭文连决心为民除害。1939年3月，郭文连用计把小田调出来，在南哨村外伏击，把这个杀人狂击毙了。日寇又派日高接任小田职务。日高上任后便扬言要替小田报仇。1940年5月，日高带70多人追剿“仁义军”。郭文连只带13人，又巧妙地击毙了日高。从此，“仁义军”更加威名远震。敌人气急败坏，于1942年烧了郭家住宅，掘了郭家祖坟，郭文连的父亲和弟弟也被日寇杀害。
由于叛徒出卖，郭文连落入敌手。1942年5月18日在建昌慷慨就义。
李海峰..1932年，正当辽西义勇军抗战紧张激烈进行的时候，在锦朝铁路的朝阳寺车站（现上园车站）附近，发生一起震惊中日朝野的“石本事件”。
自从1932年初日军占领锦州后，从锦州到北票的铁路运输曾一度中断，后客运不定期运行。日本侵略者不断派特务混杂于旅客之中，到北票搜集政治、军事、经济情报，并拉拢一些汉奸和不坚定分子进行策反工作。石本权四郎就是日本派往北票的一个特务头子。石本权四郎是一个有名的在华浪人，是个中国通。长期担负日军侵华的间谍工作。当他1932年7月中旬第三次化装潜入北票进行特务活动时，被当时活动在北票一带的抗日义勇军李海峰部的侦察员发现。李海峰制定了捕捉石本的计划。1932年7月17日，当石本从北票上车返回锦州时，李海峰部的侦察员也尾随上了火车。列车到南岭车站停车后，李海峰部的参谋傅兆田又率领五十多名义勇军战士上了车。义勇军在破庙子设下了伏兵，扒了铁路。当列车开到这里时，伏兵鸣枪，强令列车停车。这时傅兆田带人一拥而上捕获了石本权四郎及其随从。义勇军为—了防止日军的报复，当即炸毁了朝阳寺车站附近的隧道。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石本事件”。
1932年末，这个恶贯满盈的日本大特务，被李海峰部在朝阳城北二十家子河套处决了。这就是石本事件的始末。
刘桂五，1902年出生于辽宁省朝阳县六家子镇小八家村。早年参加东北军，西安事变前任骑兵六师十八团上校团长。他爱国心切，忠勇好义，作战勇敢，已是东北军中著名的青年军官。
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刘桂五率部冲锋陷阵。一场激战，斗智斗勇，打垮了宪兵三团的顽强抵抗，圆满完成捉蒋重任。张学良沦功行赏，擢升刘桂五为骑兵六师少将师长。“七七”全面抗战爆发后，刘部奉命编人马占山领导的“东北先遣军”。1937年8月，刘率部渡黄河与日军作战。激战数月，屡挫敌锋。1938年4月22日在固阳县黄油杆子村与日军激战中壮烈殉国，年仅36岁。同年6月9日，在西安市国共两党联合为烈士举行追悼会，会场中摆放的600多件挽联和花圈中，朱德、彭德怀联名赠的挽联尤为引入注意：“贵军由西向东，我军由南向北，正期会合进攻，遽报沉星丧战友；亡国虽生何乐，殉国虽死犹荣，伫看最后胜利，待收失地奠忠魂。”
高体乾，原名高赞兴，辽宁省建平县朱碌科白音代沟人。九·一八事变时，他正在沈阳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投笔从戎，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1932年初，他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举办的军政训练班。同年曾两次回到家乡组织民众开展抗日工作。
1933年日寇占领热河后，高体乾奉命率军队向关内撤退。1934年他带人在北公营子智砸了日本宫办鸦片组合大满号，夺取了部分枪支。1935年6月，高体乾到建平，以夺取大满号的武器做基础，很快又组织起一支50余人的抗日武装，在建平、敖汉的交界处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同年秋又与以大黑山为基地的蓝天林部义勇军在敖汉境内的倒阁老会合，两支队伍共同活动联合作战。这时日寇开始大规模的秋季大扫荡，队伍在大黑山中被日寇包围，经过拼死搏斗，才冲出敌人包围圈。两支队伍正准备进入广宁山区以避敌锋时，发现广宁山区敌人已戒备森严，不得不向中蒙边界转移。从清河门经黑城子、下洼、后甸子直奔开鲁。一路上天天与敌人战斗，边打边前进。当前进到开鲁富通镇时，向导病倒，无人带路，不敢贸然前进。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不得已又住回打。为了缩小目标，两支队伍只好分手。
高体乾带队回建平，边走边疏散，进入建平北部时只剩下20多人，在罗卜沟的一百小钱梁又与汉奸队伍进行一次苦战，撤到北公营子后队伍完全解散了。高体乾回到北平，接受党组织另行分配工作，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1933年初，亲赴围场、承德、丰宁、经棚等地发动群众，组织武装，领导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初，热河失守，在我党的积极帮助下，冯玉祥将军着手组织察省抗日同盟军。党考虑陈镜湖曾在冯部工作过的有利条件，调他到张家口参加筹备工作。陈镜湖到张家口后，便在前委书记柯庆施的领导下，积极参预了察省抗日同盟军的筹建工作。
宫长海，表字仙洲，大约生于1894年前后。十六、七岁时，到旧军队里当兵，因不甘长官打骂，出逃为匪，聚众数百人，报字“傻子”。
1918年，孙烈臣任吉林督办时因宫长海匪众危及省城安全，派员招降，而宫本也有结束劫掠生涯之念，于是率部归降。宫部被收编为游击大队，宫为大队长。时宫部已有700余人，驻防蒙江县城。1925年初，吉林督办张作相派人招降宫长海。便表示接受改编。
张作相将宫部改编为于琛澄部的骑兵营，以宫为营长。后来，他又投奔25旅旅长张作舟的麾下，当了张的旅司令部里的一名副官。未几，“九一八”事变爆发。宫长海听说姚秉乾是专讲“杀富济贫”的“义匪”，有正义感，便带少数随从亲自去联络。果然，二人讲得十分投机，决定合兵一处，成立救国军，竖旗抗日。1931年11月，宫、姚又率队投奔了冯占海部。冯占海在五常正式就任吉林警备司令职，宫长海任警备军骑兵旅少将旅长，驻防于五常地区。
1932年1月下旬，李杜、冯占海等部开进哈尔滨，一场大规模的哈尔滨保卫战打响，在这次战役中宫长海的骑兵旅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6月初，冯占海将军就任吉林救国军总司令，任命宫长海为副司令兼前敌总指挥。6月中旬，宫长海率吉林救国军25000余人跨过阿什河，其势如摧枯拉朽，19日收复拉林镇，25日攻克榆树城。其中特别是双城、榆树间的一系列战斗，在义勇军作战史上可称相互配合的典范。1933年1月，张学良将冯部编为63军时，宫被委任为该军少将副军长兼21旅旅长。
2月参加了热河保卫战，5月加入冯玉祥将军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参加了察哈尔省的抗日战争。不过，在这些战斗中宫长海已经远不如在东三省作战时那样得心应手“每战皆捷”了，特别是在赤峰保卫战中，由于宫旅被日军和汉奸崔兴武部伪军抄了后路，部队损失大半，因此到了这一年的夏天，当冯占海的63军整编时，宫长海部确实到了兵不足千的地步。
宫长海对自己的处境和冯占海为其受窘的情形早有所知。为此，他几次向冯要求脱离部队，只身潜回东北，与日军拼死在战场上，冯执意不允。到了1933年7月，宫再一次提出离队要求，冯终于同意了宫的请求，并拨给他一笔巨款，为他在北平买了房子，宫即以国民党陆军少将参议的职衔在北平闲居。
但是，宫终究是不甘寂寞的人。他在北平闲居，心里仍惦记着有机会还要为抗日复土而战。他将自己的妻子和年幼的弟弟委托冯占海安置在天津英租界居住，将北平的房子卖了1，200余元，购买了机关枪两挺，手枪20支。枪械买好后还未来得及运出，日军已经占领平津。于是他和几个好友雇了几辆大车，自己扮作掏粪工人，将枪械装进粪车里，终于混出城外，在平西妙峰山附近地区组织了一支200人左右得抗日游击队。宫长海重新抗日以后，宫部的骨干既是绿林出身，旧习难改，宫本人也依旧吸食鸦片，部队的种种耗费往往要靠抢掠民财加以补充。
这样一来，不仅引起当地群众对他们的反感，而且他们同当地出现的其他地方武装争夺粮食和武器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到了1938年初，宫长海部和当地一支民众武装发生了冲突，宫本人在这次冲突中不幸遇难，终年4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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