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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特·维尔纳当时的全名叫乌尔苏拉·汉布尔格（ursulahamburger），娘家姓库钦斯基，1907年出生于一个德国犹太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罗伯特·库钦斯基，是20世纪德国工人运动中著名统计学家，善于运用统计学知识揭示德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披露资产阶级的剥削活动。母亲是英国人，画家。她的哥哥于尔根·库钦斯基（juergenkuczynski），是德国20世纪文化界一位罕见的奇才，经济史学大师、社会学家，主要著作有40卷本《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阶级状况史》，10卷本《社会学史研究》和5卷本《德国人的日常生活史》。他们一共兄妹六人，五个是共产党人，大哥于尔根在六兄妹中最受尊敬，其次便是大姐乌尔苏拉，即这位女作家鲁特·维尔纳。德国经济史学大师于尔根·库钦斯基的胞妹，共产国际功勋女间谍，在上海加入佐尔格小组，1948年她把英美原子弹资料偷给苏联，50年代起就闻名于世界的作家，1990年她的书《索尼娅的报告》全文出版，震惊了整个谍报世界。
鲁迅在30年代初期的日记里，记载过与一位德国妇女“汉堡嘉夫人”的交往，这位“汉堡嘉夫人”（frauhamburger）曾经帮助鲁迅先生搜集出版了珂罗惠支版画。鲁迅先生按照日本人德文发音习惯把hamburger译成“汉堡嘉”，现在通常译为“汉布尔格”。这位“汉布尔格夫人”，上世纪50年代以后，成了一位颇有成就的作家，此后她便以笔名“鲁特·维尔纳”名扬世界。
鲁特·维尔纳中学时代就是柏林工人运动积极分子，19岁加入德国共产党，23岁，即1930年随丈夫是1930年随同丈夫鲁道尔夫·汉布尔格（rudolfhamburger）来上海应聘英租界市政建设工程师。她是通过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结识鲁迅先生的，此外还陆续结识了宋庆龄、女作家丁玲、翻译家董秋斯夫妇、学者陈翰笙夫妇等。对她一生影响巨大的是，经史沫特莱介绍，结识了当时在上海工作的共产国际情报员，有“红色间谍”之称的里夏德·佐尔格，并成了他的情报小组成员，她在法租界霞飞路的家，就是佐尔格小组的一个固定活动据点。初来上海，由于她丈夫有个体面职业，经常被邀请参加欧美人士举办的社交活动。没有多久，她便厌烦了这里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她看到女人们，既不像男人那样从事职业工作，家里又无事可做，一切家务全都由仆人、厨子和苦力承担，她们自己天天泡在娱乐场和私家花园里，在她看来，这简直是些“享乐动物”。来上海不久，一个朋友介绍她认识了美国记者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又通过她认识了理查德·佐尔格，从此又在中国开始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
鲁特·维尔纳来华第二年，即1931年，遇上九一八事变，翌年初又逢上海一二八战争，1933年3月，希特勒在德国攫取政权。从此以后不但中德两国“国无宁日”，全世界都陷入动荡不定之中。年轻的鲁特·维尔纳断了返回德国的路，她的父母兄妹全都流亡去了英国，她自己似乎也习惯了这种在逆境中搏斗的生活，如她自己所说：她要与中国共产党人一道，为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而斗争。
1930年秋，在满洲里开往大连的火车上坐着一位端庄的欧洲女子，她就是德国共产党员乌尔苏拉·汉布尔格。身旁那个高大魁梧的男子是她的丈夫鲁道尔夫，此刻二人一起被共产国际派到中国执行秘密任务。
这是一次漫长的旅程，从长春沿着南满铁路，火车一共行驶了14天，他们才来到大连，再从那里乘船，到上海大约还有一千公里路程。
到达上海后，汉布尔格结识了美国著名进步作家史沫特莱。通过史沫特莱，她又与苏联最优秀的特工理查德·佐尔格接上了关系。
1932年春，中共中央机关经历了一场空前严峻的生死考验。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叛变，几乎令中央机关被国民党特务一网打尽，幸而身藏虎穴的中共情报员钱壮飞及时告警，才使中央转危为安。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并主管情报工作的周恩来率领部下撤离之后，没有被顾顺章的叛变所吓倒，而是改变据点，机智地与特务鹰犬们展开了巧妙的周旋。周恩来首先调整了特科新的领导班子，委派陈云接任顾顺章负责特科工作，由康生从旁辅佐。陈云兼一科指挥科科长，潘汉年任二科情报科科长，康生兼三科行动科科长。
一天，潘汉年来到佐尔格小组的住处通告了这一情况，同时又给他们安排了新的住处。
不过汉布尔格印象最深的，还是跟随康生来的那个叫李士英的机灵小伙子。原来，康生兼任行动科科长后，特意打电报到北方局，将曾跟随他工作过的李士英调回上海，行动科共有21人，下设三个组，李士英任第一组组长。
不久，中央特科决定公开宣判王斌、曹清澄等5名投身国民党特务机关并充当骨干的叛徒死刑。新组建的特科行动队（红队）把第一个惩治目标定为王斌。此人叛变后不遗余力地为敌特卖力，被任命为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员兼行动组组长。
铲除王斌的任务落到了李士英小组的肩上。但李士英小组的成员谁都不认识王斌其人，甚至连一张照片也没有。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汉布尔格无意中解决了这个难题。
一天，汉布尔格到南京路一家著名的照相馆去冲洗胶卷，偶然发现橱窗内挂着一张上海警备司令部成员的集体照，她立刻敏感地意识到，王斌一定在其中。她灵机一动，走进照相馆，找到老板道：“我是法兰克福报社的记者，正准备登一篇有关警备司令部的文章，想请老板添印放大几张照片，价格从优，不知是否可以？”
惟利是图的老板根本想不到对方会是红色国际特工，答应道：“没问题，什么时候要？”
她说：“马上能好，价格翻倍。”
老板听了满脸堆笑，立刻入内请洗片人员加印放大了几张照片。
李士英看到警备司令部的集体照后，立即找人指认王斌。经认识者指认，王斌就是站在后排左起第四个的壮实汉子。其人瓦刀脸，斜眼尖鼻，留着大背头。李士英请大家熟记王斌的体貌特征后，立刻开始准备行动。
他们一行四人先摸到王斌嵩山路附近的住处，在王家隔壁租了间相同的房子作为据点，昼夜观察其行踪。汉布尔格主动承担了跟踪王斌的任务。经过两天侦查，汉布尔格终于摸清了王斌的行动规律。她马上向李士英作了汇报：王斌每天早出晚归，出没无常。他唯一的爱好就是周末逛窑子。早晨7时多出门上班时，马路上人来人往，难以下手；晚上下班回家，时早时晚；唯有中午回家吃饭午睡比较准时，且马路上行人稀少，是动手的最佳时机。
4月2日下午1时许，饭饱睡足的王斌乘上自备的黑色黄包车外出了。当他途经维尔蒙路爱来路（今普安路桃源路）拐弯处，恭候已久的特科人员立即各就各位，按计划行动。
法国梧桐树后，身着长衫、头戴礼帽的李士英，见黑色黄包车奔驰而来，便果断迎上去，毫不犹豫地对着黄包车里的对象撩起几枪，干净利落地结束其罪恶的生命。
当巡捕房的巡警闻声赶来时，神出鬼没的枪手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1933年秋，莫斯科郊外梅季希。在梅季希的密林中，有几栋巨大的红色砖房，门口站着哨兵，里面有苏联军人在工作。这就是苏军总参情报部军事情报学校。
从上海奉调到此的汉布尔格躺在雨后潮湿的草地上，正在参加野外射击训练，这是目前首要的课程。
汉布尔格用力握紧摩神逊步枪的前托，熟练地安上枪托，把它顶在肩上。现在，树与树之间就该出现目标了。总共只有几秒钟的时间，第一枪就要击中目标。
“砰”的一声枪响过后，身后的指挥塔上，忽然传来扬声器震耳欲聋的响声：“汉布尔格学员，停止上课，把武器交上来，返回基地……”
汉布尔格站起来，把自动步枪扔到背后，径自走开。她被召到阿尔巴特街。一位少校向汉布尔格宣布说，她将很快被派出去，到中国满洲的奉天执行秘密工作。
不久，汉布尔格又被召到局里。上级正式把汉布尔格未来在奉天的同事及上司介绍给她。他叫恩斯特，出身于工人家庭，职业是海员，和汉布尔格受过同样的情报技术训练。
1934年4月的第一周，汉布尔格带着儿子米沙，和恩斯特一起到达上海。
鲁道尔夫非常高兴地迎接他们。
因为汉布尔格出现在奉天需要一个可靠的公开身份，她走访了上海多家书店，成功地得到了一份工作，充当美国伊文斯驻上海书店的代理人。汉布尔格以批发价格购买了少量图书，拿到了图书目录，以及汉布尔格最需要得到的东西：一纸驻“满洲”公司代理人的证明。有了它，汉布尔格可以在“满洲”境内公开旅行了。
离开上海之前，恩斯特和汉布尔格购买了许多组装发报机的零件，装在随身携带的箱子里。在“满洲”边境，箱子曾被打开检查，但最终他们还是有惊无险地幸运过关了。
1934年5月，汉布尔格一行到达奉天（沈阳）后，立即住进事先安排好的大和饭店。恩斯特搞来的莱因金属与打字机公司介绍信，汉布尔格从伊文斯书店弄来的证明文件，全都公开地放在起居室里，随时准备应付警察、特务的检查。在饭店里他们从来不谈工作。
他们在奉天的任务，是要配合“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特殊形势，在抗日部队和苏联之间建立电台联系，将抗联的处境和要求及时报告给苏联，同时向抗日武装传达苏联的建议。他们的工作一开始便遇到挫折：在奉天根本买不到组装整流器所必需的变压器。为此恩斯特又踏上漫长的旅程返回上海，在罗尔夫的帮助下，把购买到的变压器藏在一把沉重的安乐椅的底座内，用铁丝固定在弹簧上，托运到汉布尔格手中。
随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一处可以安装电台并使之运行起来的住宅。
最终，汉布尔格相中了一栋石砌的二层小楼，据称原是一位东北军将领为*购置的香巢。汉布尔格以惊人的低廉价格租下了这座小楼，每月租金只相当于大约30德国马克。
1934年6月的一个深夜，奉天一座简陋的石楼里亮着微弱的灯光。灯光下，汉布尔格头戴耳机在静静地发报。嘀嘀哒哒的电波声，在小小的石屋内回荡……她一口气发出了300组密码。与此同时，在遥远的苏联海参崴，一名红军报务员正在接收这些消息。
这样的工作大约每周都要重复一两次。通过无形的电波，他们向苏联汇报抗日武装的行动计划和执行成果，拍发关于政局和日本军队情况的报告，以及最新的、值得关注的动态动向。
6月下旬，中共党员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在安奉路以东转战，一度进攻到宽甸、桓仁一带，令日伪军大为震惊。共产国际立刻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上，并给予了积极的关注。他们决定给汉布尔格指派一个新的联络员。
王济之，莫斯科军事情报学校第一期毕业生。1934年初奉共产国际情报组织（实为苏军总参情报部）的命令潜入安东，开展情报工作。
汉布尔格与王济之接头是在中朝边境的安东进行的。通过和中国联络员的接触，汉布尔格感到最大的困难是语言障碍。王济之不会讲外语，尽管汉布尔格在上海学过汉语，但也只能借助手势谈些日常会话。于是，汉布尔格请了一位中国家庭教师学习汉语，每天学习两个小时，三个月后，她已经可以读写600多个常用汉字，而她四岁的儿子米沙，已经掌握了一个同龄中国孩子的所有词汇。学会了简单的汉语，母子俩在与中国人打交道时方便了许多。
在一次接头时，王济之告诉汉布尔格，现在行动队急需一批炸药，希望她能帮忙搞到。
汉布尔格爽快地答应了。她立刻和恩斯特一起出入于沈阳城里的药铺、杂货铺，购买配置炸药需用的化学药品。由于恩斯特不会说中国话，购买的任务都由汉布尔格出面来完成。
一天，汉布尔格领着米沙来到一家杂货铺，发现有大量的硝酸铵，于是她准备买一些。不过，她打不定主意到底买多少合适，因为买多了可能会引起日伪当局的怀疑。
汉布尔格试探性地问：买10磅行不行？然而售货员把她的计量单位理解错了，竟拿来了50公斤。太棒了！汉布尔格心满意足地把买来的东西装到一辆马车上，运到了她的住处。很快，这批硝酸铵和一些硫磺、盐酸就经过王济之转到了抗日行动队的手中。
1934年9月，杨靖宇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在吉林临江县三岔子附近重创日伪军。他们要求共产国际派一名联络员将联系密码送过去，以打通与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的联系。
这个任务交由汉布尔格来完成。她首先乘火车由奉天出发，经抚顺、清原，然后进入吉林境内，在辉南下车。又换乘长途客车经杉松岗、抚长到达龙泉。这时，等待她的一位中国同志出现了。来人赶来一辆平板马车，让汉布尔格坐在上面，便赶着车进入了山区。
出了树林，溪边有一栋简陋的房子，汉布尔格在莫斯科见过这种房子，它叫木刻楞。
接应她的那位同志将她领进了木刻楞房内。只见屋子里摆着一张木桌，几个树墩。四五个穿灰布军衣、绿布军衣的人正围在桌子上，看一幅带日文标志的东北地图。
这些人见汉布尔格进来了，便都站了起来，让她坐下。不久，一个身材魁梧的军人走了进来。他面带微笑，自我介绍：“我叫杨靖宇，欢迎国际的同志来我们这里看一看。”
汉布尔格站起来，仔细打量眼前这位军人。这是她第一次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指挥员。令她吃惊的是，他竟有一副中国人难得见到的伟岸身材（近1.93米），浓眉大眼，腮边有些胡须，腰扎宽皮带，腰间别了一把勃郎宁手枪，身后还背着一支德国二十响毛瑟枪。
“杨司令，见到你很高兴。”汉布尔格努力用标准的汉语说道：“这是上级让我送来的密码，请你收下。”说完，将密码本交给杨靖宇。
杨靖宇接过密码本，笑了笑，“不巧哇，我们的电台坏了，一时还跟国际联系不上。”
“是什么毛病，我可以帮你们看看。”汉布尔格决心帮助他们。
问题很快查清，是发报机的电键坏了。汉布尔格利用营地内现有的材料，重新做了一个简易发报机电键。屋内的抗日战士为此对她佩服不已，汉布尔格也开心地笑了起来。
1935年4月初的一天，汉布尔格照常到沈阳南湖附近和王济之接头。约定的时间过了5分钟、10分钟、20分钟，王济之却一直没有出现。
连续两天在接头地点仍未见到王济之。第三天汉布尔格临去前把电台在房子外面藏起来。她仍相信能见到王济之。来了，他向她走来。然而，这个人不是王济之，而是个日本人。汉布尔格在上一次接头时就发现他在附近游荡。万幸的是，那个日本人并未跟踪她。
6天的接头期限很快就过去了，汉布尔格只好向苏联方面汇报王济之的失踪。不久她听说王被逮捕了，特务从他家里发现了炸药。但王济之并未出卖任何人，他和他的同志们大约十人被捕，后来全遭日本人杀害。鲁特·维尔纳得到消息，及时撤往北平，躲过一劫。
苏联方面指示汉布尔格，立即中断与抗日组织的一切联系，离开奉天迁往北京，在那里重建他们的电台。组织会向奉天派遣新的同志，来接替他们的工作。
乌尔苏拉·汉布尔格前后在中国工作了5年时间，她于1935年10月离开中国。以后，受苏军情报局派遣，汉布尔格先后在瑞士、波兰、英国从事情报工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立下汗马功劳，两次荣获苏联红军“红旗勋章”。
鲁特·维尔纳在瑞士工作了两年多，1940年底离开瑞士，途经法国、西班牙、葡萄牙，1941年初才经由海路抵达利物浦，后来在牛津距离父母不远的乡下定居下来，并与“中央”重新建立联系，开始她的情报工作。她除了与苏联特工“谢尔盖”们定期交流情报，还组装了新的发报机，冒着风险与中央直接联系，逐渐发展小组成员，建立自己的情报网。她父亲和哥哥也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社会关系，向她提供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消息，使她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在英国期间她干得最漂亮的一件事情，是她与德国流亡的核物理学家克劳斯·艾米尔·尤利乌斯·福克斯合作，陆续把英美研究和制造原子弹的情报资料提供给苏联，为打破核垄断，建立平衡的世界秩序立下汗马功劳。就这样，鲁特·维尔纳在她的事业上达到了辉煌的顶峰，成了20世纪最成功的顶尖级情报员。与她共同完成这件惊天动地大事的伙伴，克劳斯·福克斯出身于德国神职人员家庭，他父亲埃米尔·福克斯是德国新教神甫，是第一个参加德国共产党的宗教界人士。克劳斯1932年加入了德国共产党，当时是物理学大学生。1933年流亡英国，在那里完成学业，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曾与早期核物理学家maxborn，tubealloys等人一道从事核物理学和原子武器的研究制造工作。1945年7月16日参与了美国“曼哈顿项目”，即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试爆第一颗原子弹。
他在与tubealloys一道工作时，便意识到这项研究工作的使用价值和战略意义，出于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他决心把有关技术情报泄漏给苏联。但他不知道通向苏联的渠道，德国流亡组织的领导人于尔根·库钦斯基，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妹妹鲁特·维尔纳。二人一拍即合，两年多的合作，十分默契。鲁特·维尔纳的工作受到苏联红军情报局长的表扬，他说：“假如我们在英国有五个索尼娅，战争早就结束了。”
最令人惊叹的是，鲁特·维尔纳的身份始终未暴露，二战以后得以大摇大摆返回德国。40年后，一位英国资深反间谍专家，得知这一情况后，懊悔不迭：这样一桩大案，居然从他手里漏掉了。福克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同事williamperry向英国官方揭露了他泄露核机密的活动，1950年3月1日，被伦敦中央刑事法院判处14年徒刑，1955年被特赦，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有趣的是成为作家的鲁特·维尔纳，她的第一部小说《一个不平凡的少女》，描写的是一个德国姑娘来到中国，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作为一名报务员，克服民族风俗，生活习惯的差异，在战斗中与中国战士恋爱结婚的故事。小说带有明显自传性，扉页的题词是：“献给为我们的美好事业而斗争并捐出生命的所有中国同志。”可见她在中国从事秘密工作那几年，给她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后来她还以自己与恩斯特在中国的经历为题材，创作了中篇小说《锯碗匠的铴锣》。她那部描写反法西斯女战士的传记小说《奥尔迦·贝纳里奥》，在苏联东欧各国也受到广泛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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