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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交通”秘密地通知我：满洲省委要我作好离开哈尔滨的准备；走前，中共中央代表，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同志，将亲自到我的住所来交代任务。
什么任务？我不知道。猜想可能是派我到东北军哪一个旅，或是哪一股义勇军中去做兵运工作。因为自从“九一八”以来，我就做北满特委的兵委书记。可是，罗登贤同志为什么亲自来谈？为什么告诉我是去一个地方，却不是一个部队？
过了几天，罗登贤同志果然来了。他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
“你要走了，咱们谈谈吧！同日寇斗争要进入一个新时期了！……”虽在白色恐怖下，他的脸总是那样平静庄严。他带着浓厚的广东口音，低声地对我谈着整个形热：哈尔滨被占领，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满洲的计划接近完成了。东三省已经没有国民党的政权。国民党在东北的军政要员张景惠、熙洽之流，都投降了，并且明目张胆地和日寇勾结起来，准备组织背叛民族的“满洲国”！东北将要和祖国割裂开来，东北的同胞就要成为亡国奴了－…”
说到这里，他心情沉重地踱了几步，忽而又坐下，声音略微提高了些，激动地说：“不过，我们坚信，东三省不会被灭亡。劳苦大众的反日斗争，正在各地风起云涌地开展起来。在这个时候，我们党的责任，就是把这些自发的斗争，变成有组织有领导的斗争！同时要建立党领导的工农义勇军。你的任务，就是到磐石去拉武装。”
罗登贤同志和我整整谈了一夜。第三天，我便搭乘去长春的夜车，到磐石去了。
磐石，是个汉族、朝鲜族杂居的县分。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才知道，环境和哈尔滨很不一样：县城里没有日本兵，只有两个连的“国民党降队”和一个“日本领事馆”。一切似乎还较平静。
白皑皑的大雪，覆盖着一块块稻田。我向乡下走去。沿途，不时看到墙壁上、大树上有这样的标语：建立工农民主政权！“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下面写着：“中共磐石中心县委”。黄昏，我走到一个恬静的小山村，开始有几个朝鲜族的小孩上来盘问，后来又有几个妇女把我包围起来：原来这里便是党的地下县委机关所在地——西玻璃河套。
西玻璃河套，地处伊通、双阳、磐石、东丰四县的“夹缝”，是一个“三不管”的地方。早在一九三○年，党便在这一带朝鲜族农民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曾经多次领导农民进行过抗租抗粮的斗争。党的工作有相当的基矗这里已建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妇女会、小儿队等组织，绝大部分朝鲜族农民都参加了“反日会”。就在我来的前些天，又爆发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反日大暴动。据说参加这次暴动的约有六七百朝鲜族与汉族农民。他们云集在奉（天）吉（林）铁路线上，高呼着“中国的铁路不许日本人走”的口号，扒铁路、砍电线、烧枕木，整整闹了半天，迫使日本人好多天不能通车。听了这件事，使我又想起罗登贤同志说的话：“东北人民是英勇的，坚强的，他们是绝不会让东北沦亡给日本的！”
在一家农民的草房里，我会见了磐石县委书记。他看完我的介绍信，说道：
“你来得正好，我们这里已经搞起了一个‘打狗队’。”
“打狗干什么？”我奇怪起来。
“不！”他笑着解释说，“不是打四条腿的狗，是打两条腿的‘走狗’！”
原来，日寇在朝鲜族中建有所谓“保民会”，头子都是朝鲜族中的奸细。这里的同志管他们叫“狗”。为了对付这些“狗”，保卫县委机关，他们特别组织了一个七个人的小队伍，名为“打狗队”。起初，只有一支打“馅豆子”的“铁公鸡”，现在，已经有了七件不太好的武器：一支“天门蹦子”，一支“七星子”，一支“小镜面”，一支“后门蹲”，还有两颗手榴弹。
听到这些情况，我非常兴奋。这里有党，有革命的群众，现在又有了一支小小的队伍，我们何愁不能把武装迅速地拉起来！
第二天一早，县委便召开了扩大会。来开会的同志，大多是朝鲜族同志，其中还有四五个女同志。根据省委的指示，会议决定：应抓住日寇尚未到达磐石的机会，迅速扩大武装，建立一支工农游击队；同时展开发动群众的工作。就在这次会上，我认识了两个人，一个是“打狗队长”李红光同志，另一个是磐石中学的学生孟洁民同志。
李红光同志是一个淳朴的朝鲜族农民，人很勇敢。会议决定他继续做游击队的队长，我做政治委员。孟洁民同志是汉族人，长于鼓动；会议决定派他到伊通营城子国民党降队“老七连”去组织兵变，听说这个连士兵中反日情绪很高。
第二天，宣传动员的工作在各区都秘密展开了。
我们的旗帜
给省委写过报告，李红光同志和我带着“打狗队”，跨过铁路，到了磐东呼兰镇一带。这里，群众基础也不错，汉族群众又多，正适于我们发动汉族群众，直接威胁“保民会”控制的地区——“保区”。
这时节，群众生活特别苦：吃的是苞米皮子，糠菜团子；春播没有牲口。为了接近农民，我们便到地里去，帮助拉犁杖，踩格子，一边干活，一边宣传，很快搞熟了关系。他们欢迎我们到家里去，把最好的东西留给我们吃；夜晚听到梆响，也来参加“反日会”开会；有的还把自己家里的土枪，“二人抬”土炮，献了出来。各区军委陆陆续续介绍来一些反日会员，不到半个月“打狗队”扩大到了二十多个人。每到夜晚，我们就带着群众，以猝然的动作去抓“保民会”的头子，打“保区”。仅十几天的时间，把日本领事馆插在这一带的“刀子”，都拔掉了，还缴到了三支手枪。
游击队员增加了，队里的武器显得愈来愈少。人多枪少，使大家很苦恼。于是，如何得到更多的武器，便成了全队每一个人日夜琢磨的头一件大事。
一天深夜，我正睡得迷迷糊糊，李红光同志推着我说：
“快醒醒！快醒醒！咱们缴枪去！”
我连忙翻身坐起，问他：“缴枪？到哪儿去缴？”
“大排队！”他兴奋而又低声地说。
不知他从哪里打听到：呼兰镇西南二十多里，住着一个地主武装“大排队”。这个队，是“九一八”事变时候，当地地主阶级为了防范农民暴动，才组织起来的，有二十多支好枪。队长是一个姓李的地主，人称“李保董”，外号“二阎王”。队员一色是地主儿子、流氓地痞。整天吃喝嫖赌，祸害人民。
当天晚上，月朗星希我们悄悄地摸到大排队住的房子。李红光同志把“二人抬”土炮架在门口，又把一部分人埋伏在四周，然后和我带着四五个人装做赌徒混了进去。
通屋南北炕上，挤满了人。赌徒们正喝五吆六地吵嚷，根本没有发现我们。我向墙上扫了一眼：二十多支崭新的长短枪挂成一排。李红光同志暗暗向大家递了个暗号，游击队员们迅速抢占了房子的四个角。
“不准动！”李红光同志喝了一声，我们亮出了手枪。大排队员一个个都像傻了一样，还没闹清怎么回事，二十多支枪已到我们手里了。
李红光同志拉开架式，用枪向他们点了点，大声地说：
“我们是工农义勇军！不伤你们的性命，只是向你们借几条枪去打日本鬼子！愿意跟我们一起打日本的，我们欢迎！”
这伙人，本来不是抗日的材料，只是发抖，没有愿意跟着走的。我们也不稀罕他们，收拾了枪便走了。
借助这二十多条枪，我们的“打狗队”又扩大了。这时已经成了一个三十来人的精干队伍。李红光同志说：“咱们的资本大啦，‘打狗队’这名称，可以改换改换了。”经县委批准，我们把三十多人编成两个小队。给每一个队员做了一个红袖标，还做了一面缀有镰刀斧头的红旗，旗上写着：“工农反日游击队”。
我们的旗帜，正式打起来了。呼兰镇一带的群众，到处传说着我们夜摸大排队的故事，说得神乎其神。“工农反日游击队”的声威，越来越多地吸引着群众。一些青年农民，找到我们硬是跟着不走。我们说缺家伙，他们就自动地想办法。有的回家扛来一支矛子，有的找亲戚朋友借杆猎枪来。郭家店两个木匠，听说我们的枪是从地主手里夺来的，便拿着磨得飞快的斧头、刨刃，跑到一个地主家下了几支枪，背着找我们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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