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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在这次会议后，他们并没有完全按照会上做出的这个决议去办——只成立了一个独立师，即“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这个独立师的领导班子主要来自原延吉游击大队。大队长朱镇任师长，大队政委王德泰任师政委。
独立师下辖４个团，其中第一团是延吉游击大队的老底子；第二团是和龙游击大队的老底子；第三团是汪清游击大队的老底子；第四团是珲春游击大队的老底子。
独立师成立后，就面临着来自敌人的疯狂进攻。为了保存实力他们撤离了部分根据地，到外线去开展游击活动。自１９３４年冬到１９３５年春，他们共进行了４０多次较大的战斗，打破敌人的冬季大“讨伐”。
东满地区的抗日斗争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除了受到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讨伐”外，他们还受着“左”倾错误的反复危害。东满可以说是“左”倾错误泛滥的重灾区——在那里，不但有在整个东北地区都不同程度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在作祟，而且还有一场颇具地方特色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即所谓的反“民生团”运动。
这场运动给抗日斗争带来的危害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光是它给汉、朝两个民族同胞和中、朝两国同志间团结造成的“裂缝”就足够后来好好弥补一阵子的了（在反“民生团”的运动受到打击的主要是朝鲜族同志）。在当时就有所谓“朝鲜共产党杀中国人，中国共产党杀朝鲜共产党”的说法。
以金日成为代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对这场运动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正确态度。当１９３５年到来的时候，敌人的“讨伐”和党内“左”倾错误使东满党组织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中共满洲省委迫于东满的形势，在１９３４年底派巡视员魏拯民急赴东满了解情况、解决问题。
魏拯民（1909－1941），原名关有维，字泊张。1909年2月出生于山西省屯留县。早年因积极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开除学籍。1926年6月在太原一中入团。1927年1月转为中共党员。先后在北平、安阳等地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他文武双全，是东北抗联的著名将领和卓越的政治工作者。魏拯民创办了中共屯留临时支部党刊《锄耕》，指导家乡的革命斗争。“九·一八”事变后，魏拯民被派到东北工作，任中共哈尔滨市道外区委书记、市委书记，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抗日斗争。是东北抗日联军杰出领导人之一，参与领导创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
此时，中共满洲省委把他调到东满来，就是希望他能改变那里的被动局面，扭转那里错误的工作方向，把大家领回到正道上来。
几乎就在将魏拯民派往东满的同时，中共满洲省委和团省委还向东满党、团特委和人民革命军发出了指示信。
中共满洲省委在２月１日的指示信中，首先强调了必须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克服关门主义的重要性。告诉东满特委，党领导的部队必须要与坚持反日的武装结成统一战线，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团结更多的抗日救国的武装力量在自己的周围，才能顺利打破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讨伐’，才能迅速扩大反日游击战争，才能把自己形成全东北反日游击战争中的中心领导者和组织者。”同时，还告诉他们，１９３４年冬天省委特派员提出的把东满的所有的山林队和“救国军务部”全部缴械的３项条件——“（１）凡在山林里光吃老百姓饭，不出来打仗的缴；（２）向老百姓开捐绑票的缴；（３）不加入人民革命军和反日义勇军的缴”，是“极其有害的，是破坏统一战线的，应当立即纠正。”
魏拯民是１９３４年底到达汪清县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下车伊始，他便开始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等把情况摸得差不多了，他便在东满党团特委和二军独立师师部所在地——延吉县三道湾的能芝营给东满的领导干部们办了一个学习班，给他们讲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中共满洲省委指示信的精神，为进一步纠“左”创造条件。
然而，要想纠“左”可不是一件容易事。就在魏拯民给大家办班的时候，中共东满特委委员、组织部长李相默和二军独立师师长朱镇都因被怀疑是“民生团”分子而被关了起来，以致这两个人在不久后相继逃跑，朱镇叛变。
朱镇叛变后，东满特委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为了免遭损失，只好向汪清县大荒崴游击根据地转移。并于２月末、３月初在那里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中共东满党团特委第一次联席扩大会议。
大荒崴会议通过了《关于执行中央政治路线与敌人斗争情况及今后的任务》的决议。决议强调要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指出“在目前不论哪个民族，不分哪个阶级，只要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表示不满与反抗，我们尽可能地把他们完全组织和统一于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的周围……我们提出有粮的出粮，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工夫的出工夫，有人的出人，有什么力量出什么力量，把一切同情和赞成反日的都联合起来，统一起来，共同反对共同的敌人。”
这次会议还形成了一个《反民生团斗争决议》，虽然决议中仍然说反‘民生团’是有“必要”的，但指出了前一阶段工作中的严重错误，提出要分清敌我两类矛盾，区别对待，不搞*供信的问题。
大荒崴会议还改组了东满党团特委的领导班子。魏拯民和周树东分别担任党、团特委书记。
３月２１日，中共东满特委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独立师的领导人在汪清县腰营沟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会议再一次指出了以往工作中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破坏统一战线的错误，通过了《东北人民革命军政治工作条例》和《东北人民革命军战士待遇条例》，决定在１９３５年再创建绥芬大甸子和安图两块游击根据地。
这次会议后，对独立师师团两级班子进行了调整。魏拯民带着十余名地方干部经珲春到苏联学习考察，在此期间他前往莫斯科向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汇报工作、听取指示。
根据中共满洲省委关于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的要求和形成统一领导和指挥机关的指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于１９３５年５月３０日正式宣告成立了。王德泰、魏拯民、李学忠和刘汉兴分别就任军长、政委、政治部主任及参谋长，全军兵力达1200余人。
５月３０日，二军军部发表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部正式成立宣言》，二军政治部还发表了《告民众书》和《告各反日部队书》，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和人民革命军等抗日武装联合起来，提出“在东满，凡是反日的人员和部队，不分党派，不论军头，都联合起来，成立抗日联合军指挥部，集中一切反日力量，统一东满的军事指挥和政治领导，加紧抗日救国的政治教育工作，在一致的行动和指挥之下，完成我们抗日救国的伟大任务”的倡议。
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成立前后的这段时间里，各团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历次指示和东满党团特委扩大会议决议中关于二军分兵向安图、额穆和宁安、东宁地区发展，扩大游击区的战略决策，开始行动。具体的行动计划是：
二军独立师一团主力部队由团长安凤学、政委周树东率领，于１９３５年４月末，从安图县车厂子游击根据地出发，向敦化、额穆、蛟河、舒兰等地进军，目的是在这一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并与在哈东地区活动的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打通联系。和他们一起在这一地区活动的还有第二团的一部分部队。
三、四团在军参谋长刘汉兴，三团政委金日成，四团团长侯国忠、政委王润成等率领下，于６月间向东宁、宁安进军，以扩大游击区，使之与吉东游击区连成一片，并争取和在吉东地区活动的四、五军取得联系。
由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率第２团的第２、第３连组成西征队，于１９３５年８月从安图县车厂子出发，经抚松向蒙江地区进军，以期与杨靖宇领导的第一军取得联系，实现两军联合作战，将东满和南满游击区连成一片。
1935年夏作为东北抗日游击的唯一党代表，曾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回国后，1936年3月任东满省委书记、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政治委员。同军长王德泰指挥所部北上牡丹江地区和远征南满地区，打通与吉东和南满的联系，与抗联第1、第5军配合作战，扩大抗日游击区。同年7月，与杨靖宇在金川河里根据地会合，同杨靖宇一起把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为东北抗联第一军，把东满特委和南满特委合并，组成中共南满省委，这是党在吉林省第一个省级党组织，魏拯民出任书记，他由此成为吉林省的第一位中共省委书记。魏拯民同时任东北抗联第1路军总政治部主任、第1路军副总司令，与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指挥所部在辉南、抚松、蒙江（今靖宇）、金川、桦甸等地打击伪军，挫败日伪军多次大规模的“讨伐”。
魏拯民所在的抗日联军第一路军中，团以上部队设党委，连设支部。他曾多次主持召开军、师党委会议，研究部队的战略方针，做战士的思想政治工作。他还在一些重要时刻，以南满省委名义给各部队党委及全体党员写信，强调执行党的政策和加强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克服各种不良倾向的重要性。他对党员的思想教育十分重视，经常利用冬季部队在密营整训期间，举办党员训练班，亲自讲解党的基本知识、党的优良传统，强调党员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应该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就是在他重病缠身，生活条件极度困苦的情况下，他仍然没有忘记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他撰写文章，出版刊物，还亲自编写政治课本，组织指战员学习，以提高抗日联军指战员的马列主义水平和政治觉悟。因此，第一路军中的党员发挥了部队的中坚和核心作用。也正是因为这支部队有了一大批优秀党员干部，这支抗日队伍在东北抗日联军中成为了战斗力最强、斗争意志最坚决的部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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