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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自战备村分手后，屈指算来也有一个月零十天了。这时的气温已达零下四十度左右，大兴安岭最寒冷的时节到了。
余勇学开拖拉机还是几天前的事。连里有三台拖拉机，机械力量算是很强了。来到三连后，余勇生性好动，见了拖拉机就喜欢上去摆弄一下。开拖拉机的师傅也很随便，任他摆弄，还教他怎么开，余勇时不时的递香烟给他，两人的关系搞的不错。
这个师傅姓王，年约三十七八，因患过天花，绰号王麻子。王麻子性格直率豪爽，跟连长是朋友，两人经常在一起喝酒唠嗑。余勇是个见机行事人，一天傍晚收工回来，他塞给王麻子两盒好烟，要他帮自己在连长面前推荐推荐，当个拖拉机手，王麻子自然也喜欢他，就笑道“没问题！”。
连里也想多几个拖拉机手，以便生产忙的时候不至于人手脱节，于是就决定先让余勇当拖拉机助手，等以后操作熟练了再转为正式。开拖拉机并不太难，但也不容易，尤其在这深山老林里，要胆大心细，眼观八方，千万别撞上大树或翻下山坡。
余勇从油锯手成为拖拉机助手只用了一个月的功夫，他为自己感到高兴。开着拖拉机在森林里奔跑，要比扛着油锯伐木爽快多了。艰难的是每天要起早发动车，如此冷的天，发动机要先加热一段时间才能启动，但这也算不了什么，只不过起个早而已。
当然，他更羡慕徐志东，那辆铅灰色的“大拉”真不错，来去一阵风似的，实在过瘾，可惜自己没那个福分。但他也为徐志东感到遗憾，跟了将近一个月的车，竟还没转过方向盘，这点上不如自己，自己好懒也握着拖拉机操作杆在林子里转过多日了。
虽说这段日子徐志东天天来三连，可呆不了多久就走，生产太忙了，真可谓争分夺秒。余勇同样很忙，他先是跟师傅一起驾驶，但有时由于师傅下山回家什么的，连里干脆让他单独驾驶，这其实是违背操作规程的。开着拖拉机在林子里不停地来回穿梭，把伐倒的松树从林中一根根地拉到作业场，是一件既辛苦又繁杂的工作。采伐的速度很快，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换个地方，这是机械化作业的特点。那些来自小兴安岭的老工人说，以前他们在小兴安岭伐木以体力为主，手拉肩扛的，哪有怎么快的速度？一片不大的林子往往也要伐上好几个月。“那时候哪来的油锯和拖拉机，真叫苦啊！”他们说，“两个人拉起大弯把锯，拉上老半天才能放倒一棵红松，然后还要连拖带拽的把松树抬出林子，费老劲啦！”
他们说的是实话，从他们满脸的皱纹、粗糙的皮肤、佝偻的脊梁就能看出他们所经历的艰苦磨砺。也许他们的大半生都在人迹罕至的山沟里，面对的就是大山、森林、荒野和雪原，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就是能喝上几两老白干，吃上几块大肉，要么凑在一起玩纸牌赌博，再就是和老婆、孩子的热炕头了。他们头脑简单，言语粗鲁，没有什么奢望，城市里的那种舒适安逸的生活连想都不敢想，只要每日能安全地回到营地，抿上几口白酒，胡诌瞎扯地唠上一阵，然后在热炕上昏昏沉沉地睡一觉就心满意足了。
这也难怪，林业工人就是这样的命，多少年都是这样度过来的，你又能怎样呢！这已经蛮不错了，有这么多现成长在那里的树木等着你去伐，用不着像农民那样的春耕夏作秋收，辛劳了一年，换来的只是少的可怜的工分和口粮。而林业工人不管怎样挣的是工资，吃的是定粮，有劳保，有医疗，那是正儿八经的产业工人的待遇啊，你还想怎样呢！
国家建设急需木材，而东北的松木又是工程木料，基本建设少不了它。尤其是大兴安岭的落叶松，是铁路枕木的最佳木料，而铁路又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其重要性可见一斑了。
再说支援世界革命也少不了木材。当时的坦赞铁路是国家支援非洲的一个样板，而建造坦赞铁路用的枕木主要靠大兴安岭的落叶松。其它的还要支援什么越南、阿尔巴尼亚等等的兄弟国家。所以，黑龙江林业工人的地位也不低于大庆的石油工人，或是三江平原上的农垦战士。
国家开发大兴安岭是花大量人力和物力的。首先要建造铁路，从六四年起数万铁道兵就开始进军大兴安岭了。在这中国最寒冷的、山岭草甸连绵不断的地区修建铁路，其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开山劈岭，钻隧道，架桥梁，填路基，铁道兵用鲜血和生命铺就了这条长达千里的钢铁运输线，成为了开发大兴安岭的先驱。
紧接着就是浩浩荡荡的林业工人队伍、复转业军人，还有一些老革命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直到大批的知识青年先后踏上了这片十万多平方公里的山岭，他们共同组成了林业战线的生力军。
几乎是同时，国家在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森林地区大规模地修建运材公路，建设了几个机械化作业的林区，进入这一地区的火车全都采用内燃机机车（包括小火车）牵引，以避免过去燃煤的蒸汽机机车喷出火星引起的森林火灾。
……
尽管采取了机械化的作业，大大减轻了林业工人繁重的体力劳动，但生活上的单调枯燥是无法解决的。整个伐木连竟连一台收音机都没有，所谓的娱乐就是玩扑克牌，走象棋，但工人们最大的喜好还是抽烟喝酒。余勇和他的战友们渐渐地也融入了抽纸烟喝白酒的行列，这是环境所迫，入乡随俗嘛。
余勇带来的香烟早就用光了。他不光自己抽，还很大方，在连队里到处递香烟，一段时间下来他在连里的人缘搞的还不错。幸好他来大兴安岭时带了五条香烟。那个年头买香烟要凭票，余勇在来大兴安岭前，唯一要同学和朋友们提供帮助的就是送烟票给他，这还是父亲教他的，他父亲虽然自己抽烟，却不赞成儿子抽烟，但考虑到儿子出远门在外，担心他会吃亏或遇到什么困难，到时候这香烟也许能帮上忙，有道是“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事实也如此，他这次能当上拖拉机手，从某种程度上说香烟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林场提供给连队的香烟少的可怜，每人每月一盒烟都保证不了。林场的商店进点好牌子的香烟，如什么镜泊湖、大前门、红牡丹的，首先要保证林场的几位主要领导，再就要看谁有实权、谁的后门大了，普通工人很少能得到。
能从某人手里得到一支好烟，那是很大的面子了——余勇清楚这一点，所以后来他把剩下不多的几盒烟都用在了刀刃上。开拖拉机的问题解决了，烟也用光了，他只好开始学着抽纸烟。
那纸烟又辣又涩，呛的嘴巴喉咙直发干，简直没有烟的味道。余勇开始时抽不了几口就把纸烟扔了。老工人们笑他，叫他慢慢地学。在这蛮荒的深山里，天寒地冻的，除了干活外，就是待在帐篷里，不抽上几支烟，这日子怎么过啊！余勇只好硬着头皮学，最后还是学会了，抽的多了，渐渐地感到这纸烟还蛮过瘾的。
学会了抽纸烟，后来又学会了喝白酒、玩纸牌，还跟老工人们学了一些俏皮话，哼会了几曲东北小调，余勇觉得自己这才开始像个林业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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