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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渐兴盛的“沽上舞潮”，如同所有新事物一样，在改变人们生活、文化、娱乐、交往等方面，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同时对社会习俗也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受到以王占元为首包括潘守庆、华世奎、赵元礼等社会名流的抨击。致信福禄林大股东李赞信，极力阻止跳舞，信中说：“以跳舞一节而论，于大庭广众中，男女偎抱，旋转蹲踢，两体只隔一丝，而汗液浸淫，热度之射激，其视野合之翻云覆雨，相去几何”，大骂跳舞是“毁坏名节，伤风败俗，不遭天谴，亦交冥诛”。
名流们以捍卫封建“名节”诋毁跳舞，福禄林在名流的压力下，1927年5月下旬曾一度停开舞会。6月，名流们又分别找到国民饭店大股东李准，表示要“坚持到底，无论何时，战志不渝”。扬言，将为此“须向阎王老子面前对簿”。
由交际舞引起的激烈冲突远超人们想象。应当承认，舞厅中情况复杂，既有利顺德、起士林、黎元洪宅邸礼堂、马场道西湖饭店、大华饭店那样的上层人物的交际舞会，属于比较文明的娱乐；也有国民饭店、福禄林，及稍晚的巴黎跳舞场等处的中下层舞厅，人员复杂，乌烟瘴气，尤其是引入舞女后，多数成为色情场所。至于德租界白俄开设的舞厅，更是外国兵与俄国妓女厮混的淫窟。
著名教育家严修事后表示，他虽曾列名于“名流”，发表过声明，但具体情况不太了解，他认为跳舞是一种娱乐，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反对。
一场争论后，“沽上舞潮再起”，一些商业性舞厅的混乱依旧，而交际舞作为一种娱乐和社交活动却一直流行至今。
交际舞，交际花，舞女和舞厅、舞场等这些新名词，就是那个时候在天津兴起的。
舞厅的兴起和跳舞的流行，也让舞女这一职业应运而生。在当时的天津，舞女属于高收入人群，除了舞场所发的薪水，舞女们个个打扮得珠光宝气，风韵万千，吸引着舞客们在自己身上砸钱，加上舞场里面各种名酒饮料，舞女们的月收入远远高于普通工薪阶层。
1931年，中原公司（今百货大楼）的“巴黎跳舞场”开业，第一次从上海、北平引入“职业舞女”，还有白俄舞女，最多时天津有职业舞女400多人。名头响亮的有胡曼丽、王宝莲、邓爱娥。
由于收入的可观，许多女孩子加入到了舞女这一职业。当时的舞女大多数是出身贫苦之家，从事舞女这一行业实为生活所迫，也有一些爱慕虚荣的女孩子成为舞女，终日贪图享乐。
高收入的职业并不能给她们带来安全感，当时天津舞厅众多，竞争非常激烈，同一个舞厅的同事之间也存在着每日的勾心斗角，争红争宠，光鲜的背后是悲凉和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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