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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大楼的钟声，惊起了成群的鸽子，也划开了上海晨曦时的薄雾——上海醒了！
再接下来，“希遛遛”的鸽哨声，夹杂着黄浦江上的外国轮船的汽笛声，有轨电车的“叮当”声，倒粪车的“帮帮”声，掺杂着买早点的吆喝声，传过了一条又一条的弄堂，一间又一间的石库门房子
——这就是上海，远东最大的金融中心，影响着东方中国和亚洲的经济政治要地，是西欧近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本土文化交流与激烈碰撞的中心、亦是世界各国各色冒险家怀揣着梦想和期望的乐园……当然了，亦是爱恨情仇、杀戮与走私、肮脏与腐朽、颓废与迷茫的策源地……
于是，面对着这污浊的世界，就有人站了出来，想要用手中的笔墨唤醒沉睡的国人……
——大陆新村九号，一座三层红砖小楼，鲁迅在上海的寓所。
上午七点的时候，鲁迅家中的女佣人，早早地出去买来了早点。只见她一手拎着用一根筷子穿着的油条，另一只手端着盛着豆浆的钢精锅，锅盖翻转着，上面是一大堆南翔小笼。然后跟邻居打了一声招呼，就抬腿迈进黑铁皮大门，穿过屋前的小花圃，一边进入客厅，一边开口招呼主人下来吃饭。
但是，一直等她把早点在客堂间的桌上放好，还是不见楼上的主人有什么回音。
——许广平依然在乱蓬蓬的被窝里酣睡未醒，鲁迅先生则坐在一张藤椅上。戴着眼镜提笔跟某人写信。
跟先前因为患上肺结核病而造成的满面病容、神情憔悴相比，此时鲁迅的气色似乎变得好了很多。
“……当初从胡牧师手里得到这件名为链霉素的‘神药’之时，我本是不太相信的。上海这地方华洋杂处。各种西洋骗子一向很多，虽然胡牧师应当不会是骗子，但我总担心他是着了什么骗子的道。
于是，胡牧师就为我引见了赠药的金奇娜女士，及至此时，我方才得知，这位从东北流亡而来的女士。就是前两年轰动沪上的文坛新秀‘琼瑶先生’。一见之下，果然是女中巾帼，颇有昔日鉴湖女侠之飒爽风姿。言谈之际也是颇为豪爽。毫无忸怩作态之事（大部分现代女生到了那个还讲三从四德的年代，都会被看成成是女汉子）……恰好胡牧师身边有两位信徒亦患肺痨，急盼救治，为让我确信链霉素之药效。便由他们先行试药。作为验证，果然不出一二周便已痊愈，此时方知这链霉素‘神药’当真是名不虚传……
尽管如此，对于到底要不要试用此药，我还是十分犹豫。毕竟肺痨此病多在静养，妄自改弦更张于病情殊有不利，且对须藤医生多有不敬。然诸多同志望我早日康复，亦责以锐意进取。不可颓废之意，殷殷之切。感人肺腑；权衡之下，终究决心冒险一试，用药数日之后，果有奇效，身体现已康健许多……
……记得在十余年前，我曾写过《药》一文以纪念革命先烈。人血馒头一说，本是义愤之下信手拈来，不意十载之后，竟亲身得此绝症，发病之时，当真是痛不欲生。幸得此神药，数年沉疴，一针而愈。倘能借此奋发，以此勇毅鼓舞病夫体志，亦足以告慰诸位同志殷切之情……”
写到信笺的临近结尾处，鲁迅忍不住放下了笔，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自己的病体如今虽已痊愈，当初赠药的几位同志却是下落不明。
在上个月中旬的时候，也不知是什么缘故，胡牧师和金女士等人都上了国民党的通缉令，追索甚急。据说是在蓝衣社上门拘捕的时候，他们硬是杀翻了一票狗腿子，强行闯出了上海滩……也不知他们眼下飘零在外，日子过得如何，有没有被国民党捕获……呃，既然通缉令尚未撤销，应该是还没有被捕吧！
不管则么样，希望这位从东北流亡而来的“琼瑶先生”，不要再重蹈当年鉴湖女侠秋瑾的覆辙。像这样难得一见的乱世奇女子，实在是不应该凋零在暗无天日的黑狱里……
想到这里，他的视线就不由得移到了玻璃台板下面压着的一张娟秀字条——这是当初几人在咖啡馆里会面，谈及东北沦陷、三千万同胞沦为异国奴隶之际，金奇娜当场泼墨挥毫“创作”的《忆沈阳》：
“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
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
一腔无声血，万缕慈母情。
为雪国耻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生……”
——字里行间，皆是渗透着一丝淡淡的悲凉与壮烈，彰显出对于国破家亡的哀怨和不甘。想起眼下国土沦丧、民族危亡、同室操戈、汉奸猖獗的悲惨时局，更是让人感到痛心疾首，义愤填膺。
呃，生活在这个年代的鲁迅先生显然还不知道，这是金奇娜抄的《四世同堂》主题歌词……
正当鲁迅再次叹了一口气，准备提笔把这封信写完的时候“……日本人？”吴铁城的眉头深深皱起——他很清楚。在当前的舆论环境下，这一举动会招来怎样的名声——但严峻的现实又容不得他挑三拣四，“……哎，实在顾不得名声了，还是向日本人求援吧！”
※※※※※※※※※※※※※※※※※※※※※※
“呜呜——”
伴随着一声悠长的汽笛，一艘轮船缓缓停靠在了黄浦江上的十六铺码头。与此同时，在船舷甲板的两侧。还有每一扇舷窗旁边，都挤挤挨挨地排满了脑袋，贪婪地看着黄浦江两边的上海景色。
在外国人眼中。上海是一个自由港，是东方的巴黎，而在中国人眼中，它完全是一个外国城市。
——轮船驶进黄埔江之后。眼前的情景就为之一变。广告台上闪烁着口香糖和香烟广告，万金油的广告则竖在茅屋顶的木架子上。昔日的乡村已为工厂、仓库、码头所取代……乘客发现自己面对的好像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但也并非纯粹的异国风情——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东方的魔都”。
然而，在这些贪看沪上风光的乘客们之中，其实还夹杂着一位前“赤匪要员”的萎靡脸庞……
——曾洪易，江西万安人，1923年加入共青团，次年入党。曾积极参加五卅运动，还被中央选送至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长期担任党内要职，一度跟方志敏共事年，他担任福建省委书记，随后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跟随粟裕、寻淮洲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转战闽、浙、皖等省。
11月1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入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不久之后，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方志敏、刘畴西等率领继续北上抗日，曾洪易则留在地方，担任闽浙赣苏区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治委员。
此时正值闽浙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紧急关头，各路国民党军队步步紧逼。曾洪易本应努力鼓舞斗志，领导苏区军民与国民党军队浴血奋战，但他却在反“围剿”节节失利的情况下，对革命前途感到悲观和失望，居然到处散布“野战军出动(即中央苏区红军主力长征)不是胜利的出击,而是逼得没有办法”、“五次围剿敌人是胜利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告一段落”、“布尔塞维克要学会退却”等悲观论调，并私自向中央局去电，提出将闽浙赣苏区党政军群机关搬到闽北去,准备放弃这一苏区逃命。
这样消极悲观的作态，显然是党中央和革命群众都无法容忍的。因而在党中央的电令之下，闽浙赣苏区省委专门召开紧急会议，对曾洪易的“动摇投降主义错误”进行严厉批判，并停止了他的省委书记和军区政委的职务。然后作出决议，把他贬谪下放到闽浙赣苏区的东部边沿，浙江省的江山县（戴笠的老家）担任区委书记。于是，曾洪易就垂头丧气地带着六个人和七支驳壳枪，准备到江山县建立革命据点
但一路辗转到任之后，原本就缺乏干劲的曾洪易，又更加沮丧地发现，江山县这里地处交通要道，国民党的统治力量强大，当地党员只有寥寥三、四人，群众基础单薄，革命工作真是不知该如何开展。
他带的几个游击队员，原本就对曾洪易这个窝囊领导很不服气，眼看着他经不住困难与挫折的考验，整天只知道唉声叹气，于是又都纷纷回到了苏区，把他一个人丢在了江山县。
眼看着部下都跑光了，回苏区的路又被封锁，曾洪易在江山县也实在是待不下去，只好抱着一颗沮丧的心离开江山县，一路辗转到了海边，想办法混上一艘轮船，准备到上海寻找上级党组织，碰碰运气。
由于他在船上足足待了半个月，信息不够灵通，无形之中恰好错过了某些有关于红军动向的新闻。
因此，旅途疲惫的曾洪易政委刚刚抵达上海，在十六铺码头上岸，就被一个空前“喜讯”给震得不轻：
“……号外！号外！赤匪第十军团攻入苏州，上海特别市危在旦夕！”
“……号外！号外！赤匪第十军团于苏州发表反日宣言，声称要对虹口的日本驻军宣战！”
“……公共租界工部局发表紧急声明，宣称万国商团有信心保卫租界安全，望居民勿要惊扰……”
“……吴铁城市长紧急发布全市戒严令，同时向日本在沪驻军求援！已获日方首肯！”
“……奇耻大辱！上海特别市邀请日本侵略者协防上海华界！莫非蒋氏政府已成日本傀儡呼？”
……
于是，迎着黄浦江上吹来的凛冽寒风，听着报童们的朗声叫喊，曾洪易手中提着的藤编行李箱子，顿时重重地砸到了地上，而嘴巴更是张大得可以塞进一只鸭蛋。
“……居然打到了苏州，接着还要打上海？！老方，还有粟裕和寻淮洲他们，啥时候这么有能耐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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