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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2节《议汰兵书》

    三月初十,曾国藩携妻子家人回到北京,安顿一番家事之后,即刻启程,奔赴天津??皇帝的御驾已经到了天津,驻跸一日,明天就要起驾前往绿营驻防营地,巡视兵勇,随后到大沽口炮台观炮,至于几时从天津起驾还京,还是下一步的事情。

    曾国藩是在夜里赶到天津的,城门早已经关闭,只好在城外的驿站休息一晚,第二天一早,换上朝服,到皇帝驻跸的行宫递牌子请见。

    皇帝正在和军机处,直隶总督纳尔经额、恭亲王奕等人说话,话题和新任的天津知府胡林翼有关,皇帝东巡到天津驻跸,随后还要巡视八旗驻防,大沽口炮台,这份旨意早在去年的十一月间就定下来了,自然的,接驾事宜由天津知府胡林翼主持。

    依照军机处发下来的公文,天津是驻跸的第一重要之地,届时圣驾由东面入城,需要开一条非常宽敞的跸道,容御驾通过。

    胡林翼在天津呆了几年,地理非常熟悉,再做过一次实地勘察之后,对新任天津道的同僚,叫丁习经的说:“这起码要拆几千户人家的房子,实属万难,只好不开。”

    “不开怎么行?”丁习经大摇其头,“出警入跸,自古就是这样的定制,不开跸道,且不说有损天子的威仪,而且难保没有人犯跸,那时候怎么办?”

    “保护圣驾,当然警戒要严密,与开跸道的关系不大。”

    “怎说不大?”丁习经指着鳞次栉比的人家说,“这里面随处可以藏奸隐究,万一疏虞,冷不防冲了出来,岂是儿戏的事?”

    “丁公”丁习经虽是胡林翼的下属,却比他大上几岁,所以他这样称呼他:“拆数千民居,以开跸道,我总觉得期期不可。皇上圣心之中时时牵挂民生疾苦,这一节不但早有上谕,且亦见诸行事,昨天有人来说:亲见皇上在千里堤堤上,抚慰修堤的民工,圣德如天,或者反不以拆民居开跸道为然。丁公,这一层请再思。”

    细细一想,丁习经的原意有些动摇了,他害怕的是责任,他问:“如果皇上怪罪,何词回奏?”

    “有罪归我承当就是。”胡林翼很快地说:“若蒙诘责,请你都推在我身上好了。”

    这一个疑难,总算由他一肩承挑而解决,于是他即日就道,和纳尔经额一起,赶到喀拉河屯行宫去接驾了。

    和纳尔经额他还不敢说自己不曾准备跸道,见到皇帝,却不能不说实话了:“臣死罪,不曾预备跸道

    “喔”皇帝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转头看向纳尔经额,后者大惊之下,给他的自作主张气得脸色铁青,只为在御前不能发作,只好用恶狠狠的眼光死盯着胡林翼。

    “臣原曾拟修治跸道,臣以需拆除民居数千,”胡林翼伏地奏答:“而且日子上也来不及,故而不曾预备。臣请罪”

    皇帝刚刚为纳尔经额接驾之事训诫过臣下,不过这只是为人君者一番爱民如子的做作而已,听胡林翼居然真的没有准备跸道,心中很有些不喜,却又说不出什么,“请什么罪”他装出十分欣慰的表情说:“你干得好这才是朕的本意。”

    他摆摆手,“你们回去吧明天朕骑马到天津。”

    皇帝非常善于骑射,舍了銮驾,改为策马而行,迎着晨曦,由东门入天津;老百姓夹道跪香,而街道太狭,以致御驾不易通过,弹压的差役兵丁,不断拿皮鞭子抽打叱喝,皇帝大为不忍;一面阻止,一面下了马步行,传旨:百姓不必跪接。

    天津的百姓,兴奋若狂;从古以来,皇帝出巡,惊天动地。这一次听说皇帝巡幸至此,虽知道不会成为明武宗第二那般的昏君,但天威不测,又听说总督府有拆民居、辟跸道的主张,但是由胡知府压了下去,到底不知道皇帝的意向如何?万一龙颜震怒,总是百姓遭殃,所以跪香之际,还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

    现在看皇帝是这样和颜悦色,好得令人不能相信;然而不信亦不可,事实摆在那里,皇帝欣悦的笑容是装不出来的,就算能装得出来,也教人感激涕零;想想七品官儿的县大老爷是如何威风,就知道皇帝的笑容多么宝贵了。

    皇帝这时候倒是真的觉得高兴起来,民心向背,已经非常清楚了。他在想,如果不是胡林翼坚持不拆民居,那么他今天到天津来,就绝不会受到这样的爱戴;即令自己有爱民之,依然不能为百姓所了解。照这样说起来,胡林翼实在应该奖励,应该重用。

    于是,皇帝特赐胡林翼御书狐裘的蟒袍、美酒;并撤御撰命太监送到知府衙门。不但如此行宫之中召见了他,“你这一次做得很好朕对你这番爱民抚民之心也真是觉得很意外,只是啊,你这样不经请旨,不与上官沟通,贸贸然就行此法,就不怕朕会怪罪你吗?”

    “臣以为,皇上爱民之心,天下皆知。这一次臣在天津荒唐之举,也是深知皇上万万不会为了臣下有爱民之意,而大加挞伐,方才敢于疏怠差事的。”

    皇帝大声笑开了,“哈哈”笑过之后他说:“这样说来的话,你倒是瞅准了,才敢走这一步险棋的?”

    “臣不敢其浩繁,乙巳之后,鲁豫之旱,歉收恒在千万之外,又发帑数百十万两以赈济之,天下财产安得不绌?”

    “宣宗皇帝每与臣下谈及开捐一事,未尝不咨嗟叹息,憾宦途之滥杂,悔取材之非计也。臣尝计国家岁入之数与岁出之数,而统筹之。一岁本可余二三百万,而水旱偏灾,虽尧汤不免。以咸丰元年之丰稔,而有江浙大风而灾,广西以兵事而缓计。额内之歉收已不下百万,设更有额外之浮出,其将何以待之?今虽捐例暂停,而不别筹一久远之策,恐将来仍不免开捐。以天下之大,而无三年之蓄,汲汲乎为朝夕之图而贻君父之忧?此亦为臣子所深耻者也。当此之时,欲于岁入常额之外,别求生财之道则每多搜括一份,民受一分之害,诚不可以妄议矣。”

    “至于岁出之道,兵饷为第一大宗,臣尝考本朝绿营之兵制,窃见乾隆四十七年增兵之案,实为兵饷羸绌一大关键,请即为我皇上陈之。自康熙以来,武官即有空名坐粮,雍正八年因定为例,提督空名粮八十份,总兵六十份,副将而下依次递减,至千总五份,把总四份,各有名粮。又修制军械有所谓公费银者;红白各事有所谓赏恤银者。亦皆取给于名粮,故自雍正至乾隆四十五年以前,绿营兵数虽名为六十四万,而其实缺额尝在六七万。”

    “至乾隆四十六年,增兵之议起,武职坐粮另行添设,养廉、公费、赏恤另行开销正项。向之所谓空名者,悉令挑补实额,一举而添兵六万有奇。于是费银每年二百余万。此臣所谓饷相羸绌一大转机者也。”

    “……是时海内殷实,兵革不举,普免天下钱粮已经四次,而户部尚余银七千八百万两。高宗规模宏远,不惜散财以增兵力,其时大学士阿桂即上书陈论,以为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则难以为继。此项新添兵饷,岁近三百万,统计二十余年即需用七千万两,请毋庸概增。高宗旋以廷臣议驳卒。”

    “从增设至嘉庆十九年,仁宗睹帑藏之大绌,思阿桂之远虑,慨增兵之仍无实效,特诏裁汰,于是各省次第裁兵一万四千有奇。宣宗即位,又诏抽裁冗兵,于是又裁两千有奇。乾隆之增兵一举而加六万五千余,嘉庆、道光之减兵两次仅一万六千。国家经费,耗之如彼,其多也易;节之如此之少,且难矣。”

    接下来他说,“今臣冒昧之见,欲请汰兵五万,仍复乾隆四十六年以前之旧,骤而裁之或恐生变,唯缺出而不补,则可徐徐行之,而可万无一失。医者之治疮癣甚者,比剜其腐肉而生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量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新肉,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驰怠不知所底。”

    “自古开国之初,恒兵少而国强,其后兵愈多而力愈弱,饷愈多而国愈穷。北宋中叶,兵常至二十五万,南渡以后,养兵百六十万,而军益不兢,明代养兵至百三十万,末年又加练十八弯,而孱弱日甚我朝。神武开国,本不籍绿营之力,康熙以后,绿营屡立战功,然如三番、准部之大勋,回疆金川之殊烈,皆在四十六年以前。至四十七年增兵以后,如川楚之师,英夷之役,兵力反远逊于前,则兵贵精而不贵多,尤为明效大验也。八旗劲旅,亘古无敌,然其常数,不过二十五万,以强半栩卫京师,少半驻防天下,而山海要隘往往布满。”

    “臣今之说,缺出不补,不过六年,五万即可裁撤完毕。行一马二步之计,每年可省饷银一百二十万两,十年以外,于经费大有裨益。此项银两不可轻动,督抚岁终奏解户部,另行封存,专备救荒,救灾之款。永塞开捐之门养兵为民也,备荒亦为民也,塞捐以清仕途尤爱民之大者也。一分一毫天子无所私利于其间,岂非三代公心贤于后世搜括之术,万万者哉?若夫训练之道,则全视乎皇上精神之所属。”大风小说

    “臣考本朝以来,大阅之典举行凡二十余次,或于南苑,或于西厂,或于卢沟桥、玉泉山。天弧亲御外藩,从观军容一整,番部破胆。自嘉庆十七年至今,不举大阅者四十余年,凡兵以劳而强,以逸而弱,承平日久,京营之兵既不经于战陈之事,又不见集狩之典,筋力日懈,势所必然。”

    “伏求皇上于三年之后,行大阅之典,明降谕旨,早示定期。练习三年,必大有起色,外省营伍势虽远偏,求皇上先注意数处,物色将才,分布天下要害之地,但使七十一镇之中有十余镇可为腹心,五十余万之中有十余万可为长城,则缓急之际,隐然可恃。天子之精神一振,山泽之猛士云兴。在我皇上加意而已。”

    “昔日宋臣庞籍,汰庆历兵八万,遂以大苏边储,明臣戚继光,练金华兵三千人,遂以荡平倭寇。臣书生愚见,以为今日论兵正宜法此二事。谨以此案进呈,伏乞圣裁。”

    曾国藩所上的《议汰兵书》,笔者照实而录,并不是为了凑字数,而是是想请很多关心、关注这部书的读者当时的士大夫阶层,也已经认识到了兵制其中的危害,并且在思考着正确而可行的解决途径。

    b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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