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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有的替人绘画，有的演奏乐器，在约翰保罗二世但私人秘书的办公室窗户外面的广场上就有一个小提琴手在演奏。
广场的另一边有一个人正在画3D画，他画的是裂开的大地下滚烫的熔岩，有不少人正在围观。
这个小广场位于梵蒂冈的外面，在城里虽然也有一些卖艺人，却不允许有人在那些古老圣洁的建筑上涂鸦。
这世上有很多人记得辛德勒，却少有人知道艾琳娜·森德勒，她曾经是一名在华沙工作的护士，在德国人占领期间，她利用职务掩护，不断为犹太人提供紧缺的衣服、食物和药品。
然而3年后情况突然变得急剧糟糕，每天有数以千计的犹太人被送往死亡集中营。
她立即和同伴建立了一个帮助犹太儿童逃跑的“网络”，并利用社会工作者的身份进入犹太区。
然而很多犹太父母不敢让他们把孩子带走。他们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什么保障能让孩子活下来呢？
她只能如实回答：没有。因为连她自己都不知道今天能不能活着离开隔离区。
她将2500多名犹太儿童藏在担架下、手提箱、尸体袋里，甚至把某些孩子装成生了传染病的样子，通过救护车带出隔离区，送往天主教会。
即便是侥幸被救出的儿童也依然时刻面临死亡的威胁，因为当时的华沙城里人人自危，到处是冷酷无情的告密者，盖世太保每天四处搜寻从隔离区逃跑的犹太人。
为了保住这些千辛万苦救出来的孩子，艾琳娜和她的同伴几天几夜赶制了3000份伪造证件，包括有牧师签名的天主教出生证和高级官员签名的身份证。
犹太人不信天主教，因而也不会祷告词，这也是**判断孩子是否是犹太儿童的一种方法，艾琳娜教孩子祷告词，是为了保护孩子。
当时的华沙藏匿犹太人是死罪，连家人都会被牵涉处死，甚至比印刷“反动报纸”、运送武器、企图颠覆德国的罪名更重。
就是在这样高压严酷的环境下，1943年艾琳娜被发现逮捕，盖世太保对她施以酷刑，却没从她的嘴里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极度愤怒的**决定处死她，幸亏波兰地下组织花重金买通行刑士兵才把她救出来。
然而被救出的艾琳娜并未就此罢手，她继续隐姓埋名营救犹太人，还将救过的孩子情况详细记录放在广口瓶中埋于邻居家的苹果树底下，以便战后能让他们跟父母重聚。
遗憾的是几乎所有的父母都已被杀害或失踪，只有寥寥几个孩子找到了父母。
自那之后54年间她过着像普通人一样的生活，从未对人讲起救过2500多个孩子的英雄事迹。
直至1999年，在4个美国堪萨斯州乡村学校中学生的苦苦追寻下，才将艾琳娜的尘封往事带回全世界。
当时那四个姑娘在搜集资料，参加学校的历史主题活动，在一份报纸《其他辛德勒》的简短报道中，提到了一个名字：艾琳娜·森德勒，介绍只有简短的一句话“在二战时，她从犹太封锁区救出2500多名儿童。”大风小说
4名学生不敢相信报道，以为是印刷错误，把250印刷成了2500，辛德勒也只救了1100个犹太人，于是她们赶紧向老师求助。
老师也怀疑这是印刷错误，不过一向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的老师，并没有急于否认孩子们的发现，他鼓励孩子们主动去探寻事情的真相。
有了老师的肯定，4个孩子立马上网搜索艾琳娜·森德勒，不过令人失望的是：关于她，网上只有两个词条，且全部来自同一网站：犹太正义基金会。
几个孩子马不停蹄地发邮件向基金会询问，最终确认2500这一数字无误，但却再没有任何其他关于艾琳娜的信息。
接下来几个月，4个尔观测发现了脉冲星，但最后获得诺奖的是她的导师修维什。
1862年，英国医生约翰·兰顿·唐注意到在那些”天生白痴“的婴儿里，有些孩子具有共同的特征：面宽、眼睛小而上挑。到20世纪初，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一种相对常见的先天病，发病率约为千分之一左右。那时在很多国家，患儿通常会被专门机构收留，但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治疗，大部分患者很早就会夭折，没几个人能活到20岁。
一位名叫玛尔特·戈蒂耶的年轻女医生在哈佛经历了1年的儿科进修后，回到巴黎。她得到了一所当地医院的临床职位。医院儿科主任雷蒙·图尔潘对唐氏综合征很感兴趣，很多年前他就猜想这可能与染色体异常有关，但是没时间深入研究。有一天图尔潘发牢骚说没人理睬他的猜想，戈蒂耶想起了自己在哈佛受过相关训练，便自告奋勇接下了这项研究。
医院拨给她一间废弃实验室，里面有一台冰箱、一台离心机和一台质量很差的显微镜。没有经费。她自掏腰包买玻璃器皿，自己养了一只公鸡作为血清来源，而如果需要人血样本，就用自己的。
这期间图尔潘本人从来没有来过她的实验室，但是图尔潘门下的一个学生则时常来访，他叫热罗姆·勒热讷。有一天戈蒂耶谈到了她无法拍照的麻烦，勒热讷提出说可以拿她的玻片去别的实验室帮她拍照。此后戈蒂耶就再也没有见过那些玻片，直到2个月后，在蒙特利尔的国际遗传学大会上，勒热讷向全世界宣布他发现了唐氏综合征的病因，使用的照片正是这些玻片。在提交的论文里，勒热讷是第一作者，图尔潘是通讯作者，而毫不知情的戈蒂耶被安在了不起眼的中间位置，按照论文的描述，她的贡献主要是“从美国带回了一种新的组织培养方法
戈蒂耶在打击之下决定告别科研，重返临床和教学岗位。而勒热讷却名声鹊起，不光是因为他发现了唐氏综合征的病因是21号染色体多了一条，而且还找到了一种原则上的预防方式：婴儿没出生的时候你不知道他的相貌和智力，但可以取样获得他/她的染色体，如果在怀孕早期能进行基因诊断，发现21号染色体出了问题，那么堕胎再怀，不就能避免悲剧了？
但勒热讷是一个天主教徒，而天主教是反对堕胎的。他认为，就算是唐氏综合征的患儿，自怀孕那一刻也有生存权，医学只能提升他/她的生存质量，就算提升不了也不能用堕胎“解决”问题。
一个唐氏综合征的孩子该生下来么？
堕胎不是一个简单的伦理问题，而是掺杂了无数政治和宗教因素，情况错综复杂。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有唐氏综合征的孩子是会毫不犹豫得选择堕掉的，这会减轻父母和孩子的负担。
1994年，勒热讷因肺癌去世，为了纪念他而成立了热罗姆·勒热讷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有三重任务：研究，关怀，号召。前两者都很不错，但第三部分用了很大的精力反对堕胎。
勒热讷在世时虽然贬低了戈蒂耶的重要性，但至少没有否认她起了作用。可是这个基金会既然以勒热讷为精神领袖，那就容不得这样的“诋毁”。基金会网页上的勒热讷个人简介里，把一切成果都归给勒热讷，对戈蒂耶只字未提。页尾的“了解更多”链接指向了一个名为“勒热讷教授之友协会”的组织，该组织的目的是争取天主教会为勒热讷追赠宣福礼，而宣福礼需要至少一个认证过的神迹。
“我给你一个任务。”教宗内侍说“你要保证，你能发誓对此守口如瓶吗？孩子？”
“是什么任务？”年轻人问。
“运用你的专长，混到医院里。”内侍说道“你要保证教宗用来治病的样本不成为别人论文的材料，这你能做到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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