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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宗试图清除军事的腐败现象，以大力建立文官统治。在历次征战中，贪污的军官只动员穷人而向富人出售免征券，在征用物资时，向黎民百姓过分勒索。为了清除这些弊病和恢复军事组织的纪律，明宣宗从宣德元年（1426年）到三年（1428年）派出一批批的监察官员去视察和改进各省的军事状况。这些调查的一个目的是清查兵员花名册，以确定各军事单位实际的士兵人数和所需的军饷和口粮，从而清除贪污的主要根源。这类使命称之为清军，从此成了御史们的正常任务。明宣宗担心秋高马肥时胡人侵犯边疆，于是整顿兵马，驻扎喜峰口以待敌军。守将奏报兀良哈率领万名铁骑骚扰边疆，明宣宗精选铁骑兵三千飞奔前往。敌军望见远处来军，以为是戍守边疆之兵，即以全军来迎战。朱瞻基命令将铁骑分为两路夹攻敌军，并且亲自射杀敌军先锋，杀死三人。两翼飞失如云，敌人不敢前进。继而，朱瞻基又命连续发射神机铳，敌军人马死伤大半，剩下的全部溃逃。明宣宗用数百铁骑直驱前行，敌人看到黄龙旗，才知道是皇帝亲征，于是全部下马拜倒在地请降，明宣宗将这些人捆缚抓获，大胜而归。
宣德五年（1431年1月），明宣宗以以外番多不来朝贡为由，命令郑和再次出航。返航期间，郑和因劳累过度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这也是最后一次下西洋。
明宣宗实行安民、爱民的仁政。他深知“民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因此在他统治的期间内，体恤民情，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坐皇宫九重，思田里三农”，这的确是关心农业生产、农民生活的朱瞻基的真实心态。他继续推行洪武朝以来的招人垦荒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宣德七年（1432年），明宣宗还减免了因遭受水灾的嘉兴、湖州等地。宣德八年（1433年），也减免了不少灾区地区的赋税。
宣宗朝文有“三杨”、蹇义、夏原吉；武有英国公张辅，地方上又有像于谦、周忱这样的巡抚，真是人才济济，这使得当时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出现了继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的著名的“仁宣之治”的盛世局面。
宣德十年（1435年）正月，明宣宗病重不能视朝，命群臣在文华殿拜谒皇太子朱祁镇。同月崩于乾清宫，享年三十六岁。遗诏国家重务都由皇太后张氏处置。上尊谥宪天崇道英明神圣钦文昭武宽仁纯孝章皇帝，庙号宣宗，葬景陵。
明宣宗保留了原来的政府结构，但是他在政治制度方面和行政实践中作了某些变动。这在内阁作用的改变和宦官参与行使行政权方面表现得很明显。
自朱棣在位时起，人们所称的内阁原来是一个谘询机构，这时始行使更大的行政和审议实权。三杨、金幼孜、黄淮分别在内阁中重新任职。他们不但官居一品，具有特殊的宫廷官衔，而且在外廷兼任尚书。例如，杨士奇保留了兵部尚书的官衔，黄淮和金幼孜分别保留户部尚书和礼部尚书的头衔。他们都得到明宣宗的尊敬和信任，这不但是因为他们曾是明宣宗的师傅，而且他们还是永乐时期的有功之臣。他们由像吏部尚书蹇义和户部尚书夏原吉等官员协助工作，夏原吉虽不是内阁成员，却能参与决策。但除了这些人外，在明宣宗时期内阁很少进入新的官员。
内阁的突出地位还因新的行政程序而得到加强：定期上朝觐见以讨论较为迫切的国家政事。遵循明仁宗的先例，明宣宗要他们直接呈递密封的奏议以及时确定适当的行动施政方针。此外，明宣宗采用了条旨或票拟这种正规的办事程序，程序规定大学士们审议官员呈递的奏议，并提出适当答复贴在每道草拟的诏令上以供御批。明宣宗一般采纳他们的建议，并将诏令分送给主管的部去贯彻；明宣宗并不再召内阁大臣们进行复议，除非主要内容出现了争议。这样，内阁就成了皇帝明宣宗和六部之间的桥梁，与以往相比，更成了决策的力量。
在明宣宗周围有一批著名的大臣，他们为“仁宣之治”的缔造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宣德朝的著名大臣主要有五位：杨士奇、杨荣、杨溥、夏原吉、蹇义，其中前三人合称“三杨”，尤为重要。
杨荣像朱瞻基所信用的大臣各有长处，互相补充，“蹇义简重善谋，杨荣明达有为，杨士奇博古守正，而（夏）原吉含弘善断。事涉人才，则多从（蹇）义；事涉军旅，则多从（杨）荣；事涉礼仪制度，则多从（杨）士奇；事涉民社，则多出（夏）原吉”。杨溥是个特殊的人物，性格内向，但操守很好，为众大臣叹服。朱瞻基对这几位重臣十分信任，对于他们提出的建议总是虚心接纳，君臣之间的关系很是融洽。“当是时，帝励精图治，（杨）士奇等同心辅佐，海内号为治平。帝乃仿古君臣豫游事，每岁首，赐百官旬休。车驾亦时幸西苑万岁山，诸学士皆从。赋诗赓和，从容问民间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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