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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机械运输已不再可能，那就只好再想别的办法。这样，就出现了绵延数公里、数十公里的特殊大行军马拉爬犁；牛拉爬犁；驴拉爬犁和狗拉）撬；81岁的张以浩老人回忆：离开阿亚古斯时，苏军给每人发了4天的干粮，每天400克黑面包，而实际行军的天数都在10天以上，这就是说一个人一天的口粮只有40克；我们无法想像在这种“炊断粮绝”的情况下，广大义勇军官兵是怎样挑战生命极限，最终回到祖国怀抱的；是抗日的信念？是祖国母亲的呼唤？是同家乡亲人团聚的坚强意志，还是人的本能求生欲望支撑？也许都有，也许都不全是；但不容置疑的是：他们以自己的悲壮和坚毅，在最严寒的西伯利亚冬季创造了人类大规模迁徙的一个奇迹，谱写了中华民族不畏艰难困苦的壮丽篇章。
齐腰深的积雪中，大家每天只能走十三四公里的路程；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中，时刻都能听到倒下去的战友的呼唤声和活着的战友的哭喊声；一些年长的老人直到断气的瞬间还不愿放弃回国的念头：“我还行，我还能走，我不能倒下，你们不能抛下我??”有些义勇军官兵为了使自己的妻子；儿女能安全回到祖国，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回归的大军中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官兵们硬是将自己的干粮送给他们的妻儿，将自己的御寒衣服脱下来穿在孩子们的身上。即将离开人世的官兵拉着亲人的手一再嘱托“我不行了，你们一定要回到祖国去”，“要让孩子们安全回到家”，“要让孩子们长大后知道，他的父亲是为了抗日而死在异国他乡的”。有的官兵还要自己的亲人在“抗日胜利后”朝着他们长眠的地方烧几张纸，以便他们也能够分享胜利后的快乐。
从各方面史料和许许多多当事人的回忆情况看：东北抗日义勇军穿越西伯利亚回归新疆途中，约有1万多人由于饥寒交迫而死亡，而这些死亡的人中，75%以上都是在阿亚古斯以后，也就是距离祖国不到200公里的途中走向另一个世界的；他们中许多人本来都不该死，但为了自己的亲人能够安全地回到祖国，又不得不选择了死亡的道路。
抗日义勇军回到新疆，得到了当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款待，其后，他们当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回到东北，其原因既有蒋介石“就地安置”的指令，更多的是从死亡线上归来的他们已经失去了战斗的锐气与锋芒。
3月的新疆虽然仍是冰雪的世界，但抗日义勇军回归的消息使这块备受“内忧外患”困绕的祖国西部边疆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之中，用当时新疆知识界人士的话说：“一夜之间人们似乎忘却了一切苦难，天山南北到处都是血浓于水的民族亲情”。
在边陲塔城，就连七八岁的小孩都加入了欢迎义勇军回国的人群之中，尽管那时的塔城同全疆其它地方一样，各族人民还处在饥饿的贫困线上，但人们还是倾其全力慰劳抗日官兵。“那香喷喷的羊肉抓饭可真解馋啊，而且没有限制，不少家里没有安排义勇军官兵的少数民族群众，端着盛满抓饭的盆子；碟子来到部队慰问，而且非要你吃光吃净他们才高兴；街头巷尾到处都是欢迎义勇军的欢呼声；口号声和为能够接待义勇军的争吵声”。在杨明列老人的记忆中，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始终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他说：“只有在那一时刻，你才能真正感受到中华各族人民亲如兄弟的深厚情谊；只有在那一时刻，你才能感受到祖国母亲的伟大！”
官兵们到达塔城的时候，正值春节过后不久，不少人家的门上都还贴着鲜红的春联，原本春节过后已经放起来了的新衣服，从老人到孩子又全都穿在了身上，为的是欢迎抗日的将士；回国不久即在新疆地方部门任职，后又参加我党地下工作的一位老人回忆：从边境口岸巴克图到塔城几公里路的沿途，每隔数步就有摆摊设点慰劳抗日官兵的各族群众，干果；糖茶和新疆特有的烤馕被不时抛撒到队伍之中；一位白发苍苍的维吾尔族老人站在欢迎队伍的最前面，非要同所有回国官兵握手。当地的维吾尔、哈萨克、俄罗斯、蒙古、塔塔尔、塔吉克、乌孜别克、克尔柯孜等少数民族妇女，全都跳起了欢快的民族舞，更多的人则手持纸旗，站立在街道两旁，有节奏的高喊“欢迎东北抗日义勇军”“向东北抗日将士致敬”等口号。
被浓浓亲情包围的义勇军官兵，不少人淌着热泪大喊“我们回来了！我们回家了！我们回到了祖国，我们又可以抗日了！”不少人一踏入国门就跪倒在祖国的土地上，为自己平安归来而祷告，一位来自黑龙江省的中校翻译，由于过分激动，跪倒后就再也没有起来；有些抱着小孩的妇女，进入国门后就瘫倒在地上，号啕大哭；少数官兵爬在地上亲吻着国土；更多的官兵则不停地向欢迎的群众挥手致意；为了欢迎东北抗日义勇军，塔城人民可以说是倾其全力和尽其所能，其中有两件事情很有说服力：一是塔城地方政府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从接到新疆地方政府正式通知算起），动员各族人民群众制作了3000多副爬犁，一个爬犁可以乘坐58人，而每批回国的官兵最多不到2000人，进而出现了人少爬犁多的奇怪现象，一些排在后面的塔城人，常常为拉不到抗日官兵而争得面红耳赤；二是塔城各族人民群众捐献了4000多床崭新的被褥，而当时塔城市区的人口还不到1万人，按照最保守的一个家庭3口人推算，等于每家都捐献了一床被褥还要多，这种情况在现代新疆甚至整个中国的历史上都是罕见的。
在当时的新疆首府迪化（今乌鲁木齐市），当首批抗日义勇军官兵到来的时候，一场推翻新疆最高统治者的政变已经进入最后准备阶段，因为担心马仲英部攻城而关闭了两个多月的迪化城门依然紧锁如旧。但抗日义勇军到来的喜讯一夜之间就打破了这种人为的封闭，迪化人民纷纷走出城门欢迎抗日官兵的到来，10多个较大的商号都组织员工，拉着一车车大米、面粉、清油和牛羊肉犒劳官兵。迪化市仅有的两个剧社，均组织演员到官兵们驻地进行慰问演出，20多所中小学校的师生自发来到部队营地和官兵们进行各种联欢活动，一些有影响的各族；各界领袖也都纷至沓来看望和慰问官兵，面对人民群众持续升温的“欢迎热”和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时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兼督办的金树仁，被迫开放城门，允许抗日官兵进入市区购买生活必需品。几乎一夜之间，迪化市区的所有商店、饭馆、澡堂、车站、剧院全都打出了“七折优惠义勇军”“欢迎抗日官兵”的鲜红标语。一些老板为东北籍的饭馆、澡堂、理发店还对抗日官兵提供免费服务。新疆各族人民的火热激情使一度心灰意冷的义勇军官兵，迅速燃起了对美好未来的希望，他们中的部分人甚至动摇了重回东北的意念。
89岁的谷梦林老人，60多年后回忆起当年抗日官兵的心境时，感慨良多：“任何时候，人民都是最善良的，但许多情况下人民又是无能为力的；当时义勇军未能重返关内，客观上有蒋介石‘就地安置’的指令；主观上当时的义勇军官兵中，除少数高级将领仍有这种强烈愿望外，绝大部分官兵已经被新疆各族人民的热情所融化，他们虽然嘴上不讲，心里还是不愿再过长途跋涉的生活了，从死亡线上归来的他们，已经失去了战斗的锐气与锋芒，这就注定了后来一系列悲剧的发生；事实上对于刘斌；郑润成这样一些高级将领，只要他们坚持的话，蒋介石也不会不让他们返回，加之后来张学良移师西北后，重回内地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只是他们当时也被新疆人民的热情所感动，部分人存有在新疆建功立业的愿望。”
历史的事实也佐证了谷梦林老人的结论：后来费尽周折返回东北的抗日义勇军官兵中，又有2000多人先后返回了新疆，占返回东北的义勇军总数的85%以上。新疆各族人民不断高涨的热情，也把广大义勇军官兵推向了社会的最前沿。心潮澎湃的他们踊跃走上街头，积极宣传抗日，揭露日本侵略军强占我东北大好河山的种种暴行。1933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的迪化主要街道上，每天都有数十个由义勇军官兵和青年学生组成的“抗日宣传队”，不少演讲的官兵和学生被人群抛起，每一次演讲结束时总有人送来点心。手抓羊肉和茶水；迪化最大的辕门广场（今天的人民广场），每天都是人潮涌动的海洋，官兵们每天都在这里给群众讲解“九·一八”事变的经过，讲述东北义勇军抗日的事迹，为大家教唱《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东北好男儿》等抗日歌曲，一向凄凉、冷落的边城迪化响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我东北河山”的口号。
在伊犁，当地的锡伯族群众像迎接“圣皇”到来那样，长跪在霍尔果斯到伊宁的道路两旁，以这种特有的最高礼仪欢迎假道而来的家乡亲人；这些锡伯族群众的先辈都是170年前（1764年）西北边防“吃紧”的时候，受乾隆皇帝派遣，从东北来到这里守边的；乾隆答应他们的先祖：70年后接回他们到“盛京”（沈阳）居住；然而，当岁月的年轮一天天驶过的时候，当他们已经在祖国最西部的伊犁边塞建立起了自己新的家园并繁衍生息的时候，他们已经完全被戍边的生活所融化，东北故乡对于他们只是一种遥远的记忆，他们成了地地道道的新疆人。
此时此刻，能够在遥远的西北边疆欢迎东北故乡的亲人，他们怎么能不激动呢？！不少锡伯族群众泪流满面，用那些只有他们自己才听得懂的话语嘀咕：“英雄”、“亲人”、“好汉”、“抗日”。世代生活在伊犁地区的哈萨克族群众抬着100多个早已做好的烤全羊和一桶桶上乘的酸奶，热情款待这些饱受苦难的汉族同胞，非要尽到地主之谊，一些蒙古族群众则赶着数十只慰劳的牛羊前来欢迎。所有的汉族人家都准备了丰盛的饭菜，他们或者端着，或者提着，或者有秩序地摆放着；不少妇女儿童拿着崭新的毛巾，端着盛满热水的脸盆，不时地喊着、叫着、闹着。当时的伊犁地区政府为了表达对抗日官兵的敬意，宣布全地区不分城乡一律放假3天，这就使得欢迎的人群格外壮观：许多地方和路段，官兵们常常是在人群中相拥而过的，有时不到几百米的路段就要滞留一两个小时；然而，就是在这热烈宏大的欢迎氛围中，也出现了另类不和谐的景象：欢迎的人群中，有许多大个子、高鼻梁、蓝眼睛的俄罗斯人失声痛哭，他们大都是苏联十月革命和国内战争时因为站错了队伍，在被他们自己的同胞??“苏联红军”打败后而逃到中国的，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政府和人民收留了他们，并且在好多方面给予了他们较之普通中国人更良好的生存条件，考虑到他们人生地疏的情况，中国政府甚至破天荒地允许他们保留了自己的武装（称之为“归化军”），这在现代世界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尽管他们中的有些人进入中国后干了许多与其“难民”身份不相符合的事情，有些甚至参与了分裂新疆，分裂中国的叛乱活动，但中国政府和人民还是容忍了他们，没有为难他们，也没有驱逐他们，这同抗日义勇军进入苏联后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他们中的不少人何尝不想回到自己祖国，何尝不想与自己的亲人团聚，但他们的这种愿望在一次次的努力后都失败了，他们不得不面对“梦回故国”的严酷现实。战争总有胜负，作为战争的普通参与者也是最大的受害者，人们应该以更加宽容；包容的心态看待他们、对待他们。对此，当时的中国政府做到了，世代生活在伊犁地区的善良的中国人民做到了。
此刻，看到衣衫褴褛，身体虚弱的义勇军官兵从他们熟悉的方向走过来，看到如此盛大、热烈的欢迎场面，他们处于一种难以言状的，复杂痛苦的心理折磨之中，触景生情，他们能不伤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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