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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湾、乌苏、呼图壁、昌吉等义勇军路过的主要城镇，到处可以看到捐献粮食、食品、衣物等生活必需品的场面；在义勇军尚未涉足和到达的库尔勒、阿克苏、喀什、和田等地区，广大少数民族群众自发组织了数以百计的骆驼队、马车队赶赴省城迪化慰问。
当时的新疆政府尽管困难重重，但在对待义勇军的问题上还是表现出认真负责的态度。根据相关史料记载，从接到中央政府有关义勇军回归新疆的电报后，仅以新疆省政府主席金树仁名义下发的要求搞好接待工作的电报就有23份；这些电报全都要求义勇军经过的各县市“竭力供应，取据具报”，“一经请求，悉数照办”，“从优招待，俾资饱暖”，并明确规定：“每人1天的食面不少于两斤，凡到县城每人发羊肉半斤，每官长发羊肉2斤，旅团长再加数斤”。
为了确保义勇军在新疆境内的生活，金树仁还接受了省府代理秘书长宋兴周的建议，抽调当时因擅长接待工作而享有很好口碑的气象局专员孙国华和焉耆县县长韩勋，组成专门的接待团队，分赴沿途各县市进行督导和落实；并委派省府前任秘书长鲁效祖坐镇抗日义勇军集中进入的塔城指挥（鲁到塔城后不久便出任塔城地区行政长，即相当于后来的地区专员）；
正是新疆各族人民的悉心照顾和关怀，才能够使疲惫不堪的义勇军官兵在短时间内得以康复；尽管随后很短时间内他们就不得已而卷入了新疆内部的争权夺利的政治漩涡之中，但绝大部分抗日义勇军官兵还是保持了较好的气节，为后来新疆的稳定发展和繁荣作出了贡献。
驻守伊犁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大部分官兵，放弃返回东北故土的愿望，征尘未洗就投身到保卫祖国西部边疆的神圣事业之中。没有义勇军官兵浴血奋战，就不会有红军西路军顺利进入新疆首府迪化。东北抗日义勇军开创了新疆相对和平的发展环境后，为平定新疆内乱、维护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933年2月27日，一直同新疆政府“分庭抗礼”的伊犁张培元，以伊犁“边防吃紧”“外族进入我方领土如入无人之地，如不尽快改变这种情况，我等都将成为千古罪人”为由，先后两次致电新疆省政府主席兼督办金树仁，要求调派一部分训练有素；回归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戍边。为促成金树仁同意之目的，张培元先做通了当时塔城地区行政长鲁效祖的工作，促使鲁也同时向金树仁建言：持续不断的接待工作使塔城财力枯竭；粮食告急，为减轻塔城地区接待上的压力，经和苏方协商，拟让部分东北抗日义勇军改道伊犁进入我境。出于稳定大局和制约张培元的考虑，金树仁在将李杜；王德林所属部队大部分调往迪化的同时，同意李；王两支部队中的1500多人，改由伊犁霍尔果斯（当时叫尼堪卡）入境，并由两支部队中职务最高的原吉林自卫军师长邢占清率领，留守伊犁，加强边务。这样“一分为二”的做法，使得张培元扩充势力对抗省府的“如意盘算”完全落空。
作为伊犁地区和迪化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共同首领，邢占清必须时刻关注迪化方向大部队的情况（事实上迪化方向一些主要军官的任免和替补，都是邢占清在伊犁做出决定并派人到迪化宣布的），必须在大的原则和策略上同省府保持一致，加之张的队伍又远不是驻伊犁地区的义勇军的对手，张培元实际上是帮了省府方面的一个大忙，解决了省府长期忧心的一个“难题”：在伊犁地区部署一支听命于省府的军事力量。“聪明一世，糊涂一时”的张培元，在这个问题上真可谓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从而注定了失败的命运。
但对于绝大多数驻守伊犁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官兵来说，能够在征尘未洗的情况下，放弃返回东北故土的愿望，投身到保卫祖国西部边疆的神圣事业之中，还是表现出了很强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在今天的伊犁地区，人们还可以看到这些义勇军后代的身影，他们大都是第三代；第四代了，他们能够像自己的先辈那样，世世代代扎根祖国西部边疆，能够无悔无怨的为祖国西部边疆的稳定；发展和繁荣尽职尽责，本身就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1933年4月28日，义勇军一部500多人回国到达新疆绥来县城（今玛纳斯）的时候，恰逢乌斯满匪帮在该地区疯狂抢掠杀戮。绥来驻军大队长杨德昌、县长雷煦联名致电金树仁，请求义勇军官兵协助剿灭匪帮、稳定社会。金树仁随即协商该部义勇军能否留守剿匪，很快得到了积极响应。
受命于危难之时的义勇军官兵均以边疆稳定大局为重，不讲二话，没有怨言，简单熟悉了刚刚配发的武器性能后（因为他们的武器已被苏方没收），便连夜开赴剿匪战场，并最终以牺牲60多名官兵的代价，彻底消除了这一地区长达10多年的匪患。义勇军官兵返回时，绥来；沙湾两县各族群众倾城出动，欢迎凯旋归来的剿匪英雄，两县县城连续5天举行各种庆祝活动，深受匪患之害的两县群众更是家家张灯结彩，户户鞭炮齐呜。在为阵亡官兵举行安葬仪式的那天，两县群众不分民族，不分宗教，不分男女，不分老幼，全部按照东北安葬时的习俗，人人披麻戴孝，送葬的队伍绵延数公里。后来，每年的清明节前后，当地的各族群众都要自发来到安葬义勇军官兵的墓地进行各种悼念活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抗日官兵安息的地方，人们还时常可以看到当年两县群众自发为阵亡官兵所立的一些墓碑。
1934年10月，回归新疆的东北抗日义勇军，被新疆地方政府改编为9个骑兵团和炮兵大队；战车大队；工兵队；通信队；教导团，分别驻守南；北；东疆广大地区；另外以东北抗日义勇军为骨干，组建了喀什、和田、阿勒泰、塔城4个边卡大队。此后，以东北抗日义勇军进疆和整编为标志，新疆开始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强大威慑力的现代化军队，新疆的边防事业也进入了一个“守边固防”的新时期。
在这支军队的不懈努力下，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直同新疆最高政权对抗的伊犁张培元部；南疆国民党马仲英部；哈密尧乐博斯部遭到惨败，阴谋分裂新疆的喀什沙比提大毛拉及其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和田夏满素尔的“回教国”也被平息。近代以后的新疆，第一次出现了一个十多年相对统一的、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而这对于饱受“内忧外患”之苦难的新疆各族人民来说，无疑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伟大成就。
无论人们怎样评价近代；现代新疆的历史，这10年都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因为它极大地促进了新疆社会的繁荣和进步，而创造了这个成就的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广大官兵。几年后，在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和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宣布通电起义的历史时刻，新疆军队中成建制保留下来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刘金泉骑兵团；于学忠骑兵团；洪亚东骑兵团；昌生祥骑兵团；王玉昶骑兵团等，无一例外地表示支持和拥护，对稳定当时的新疆形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7年3月，红军西路军左支队在李先念；程世才率领下，突破河西走廊马家军的围追堵截，开始进入甘新交界的星星峡。当时哈密警备司令尧乐博斯企图用武力消灭和阻止红军进疆。时任省军第四教导大队大队长的宫自宽，吐鄯托警备司令孙庆麟，星星峡边卡大队大队长王效典等抗日义勇军军官率部与尧展开激战。半个月后，尧部几乎全军覆灭，尧本人及其儿子侥幸逃脱，小老婆被抓获。
为了确保西进红军的安全，义勇军官兵在方圆100多公里的范围布置了警戒，使得50多位生命垂危的红军战士得到及时抢救。另外，3支义勇军部队还筹措了大量食品；衣服和被褥，这些都使刚刚进入新疆的红军战士感受到很大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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