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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吉林警备第五旅步兵第十四团，原住永吉乌拉街，1932年2、3月间迁至吉林东大营。4月下旬，由于红军游击队和各抗日军在磐石的活动加强，使日伪军受到打击，十四团遂奉命移驻磐石烟筒山，担任守备吉海路的任务。
1932年春，曹国安和宋铁岩（曹国安的外甥）到东北做兵运工作。曹国安和宋铁岩到长春后，首先发展学友于克入党，三人组成兵运小组。回到家乡永吉县，加入了大干沟子、前搜登河和腰搜登河等村的地方大排队，进行抗日活动。这支队伍约有二、三百人，曹国安从中做了大量宣传鼓动工作，准备把队伍拉出去，改造成为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但因这支队伍成份复杂，领导权掌握在地主豪绅手中，最终计划没能实现。
为壮大抗日力量，早在1932年10月，中共吉林特支就派共产党员曹国安打入十四团，开展反日工作。同去的还有张瑞麟（即张秉文），二人同时打进迫击炮连。张瑞麟被编到第一排，曹国安被编到第三排。
张瑞麟在一排的工作开展的很顺利。曹国安在三排的工作进展的也很快。他的活动能力很强，把三排的多数人都团结起来了。
33年2月，第十四团全团移防到省城吉林市，迫击炮连也一同移防，驻在原东北军的\"东大营\"。这时曹国安和张瑞麟商量，为了和更多的人接触，避免引起怀疑，商定了利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大家也容易接受的结拜\"盟兄弟\"的形式，联络更多的人。二人分头在一排和三排活动，很快就串连了二十多个可靠的人，利用一天早饭前的时间，到江沿的一个小庙里举行了结拜仪式。在结拜时，大家发誓今后要亲如手足，有富同享，有难同当，任何危难时刻也绝不出卖朋友。结拜之后，按年龄大小排行，曹国安岁数最大，弟兄们就一致称他为老大哥。他也就以\"大哥\"的身份给“弟兄们”做嘱咐，借机会给大家讲了当时的形势和抗日道理。曹国安和张瑞麟等以交朋友、拜把子等方法，秘密串联，培养反日骨干，于在团内成立了士兵反日救国会。
过一段时间，曹国安考虑将来起义，需要再找一个人最好打进机关枪连。他编了一个探家的理由，给连长写了一个请假条。连长一看假条的语句和字写得都很好，就把他找到连部，问他是什么学校毕业的，从事过什么职业。曹国安说他念过几年私塾，在中药铺当过学徒，还当过中医。连长准了他的假，告诉他说，连里还缺个\"贴写\"（即文书），等他\"探家\"回来，就不用回排里了。曹国安听了心里暗自高兴，不但出去的目的可以达到了，回来还可以捞个好差使，活动更方便了。
曹国安带来宋占祥（宋铁岩），但是，这时机关枪连正在整编，还要减人，不招新兵。结果把宋占祥同志留在了迫击炮连第二排。机关枪连虽然没去上，第二排的空都填补上了。
一九三三年四月下旬，十四团接到上级命令，要到吉林南山里\"讨伐\"抗日游击队。因为连长把曹国安安排在省城留守，同时照看他的家眷，这样就与张、宋分开了。在张、宋占祥离开吉林市前，三人又一次聚会，曹国安嘱咐：起义的准备工作不能间断，进山后更要对弟兄们多做思想工作，一但条件成熟，抓住机会就在战场上组织起义，不必等他，但一定要慎重行事。趁进山的机会，在起义前如能和抗日游击队联系上更好，他们知道伪军中有自己的人，以便将来配合行动。
这次\"讨伐\"告终后，伪军十四团到烟筒山临时驻防，迫击炮连住在该镇南头的\"成德源\"烧锅大院里。这个烧锅院子很大，土院墙有一丈多高，四个角都建有炮台。院里靠北面有五个很大的粮食囤子，东面两厢是烧酒房和工人宿舍，中间一排九间砖瓦房，连长住在西头的两间柜房里。一排住在东厢房，二、三排住在西厢房。
阴历四月下旬，曹国安护送连长的家眷来到烟筒山，回到了连里。他回来的当天晚上，就到院子东北角的空炮台里与张、宋碰头，二人向他详细汇报了进山后和当前的情况，一同分析了形势；迫击炮连的士兵绝大多数厌恶伪军生活，反日情绪越来越高，如马上发动起义，能拉出去的人就可达百分之八十以上。
为了保证哗变取得胜利，吉林特支决定派纪儒林和于克同志与烟筒山地下党联系，以便得到南满游击队的策应。但在5月初，吉林特支遭到敌人破坏，于克等同志也被敌人逮捕，与烟筒山地下党接头计划未能实现，情况十分危急。曹国安立即约会宋铁岩、张瑞麟，到烧锅院东北角的空炮台里召开了碰头会。3人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曹国安提出了哗变的有利条件：广大士兵哗变思想条件具备；迫击炮连单独驻扎在一处，行动方便；烟筒山离南满游击队根据地玻璃河套较近，起义后容易得到南满游击队的接应。3人一致认为，此时正是发动起义的大好时机，错过这些有利条件就要失去。于是决定，把起义付诸行动。
端午节这天午后，伪连长因为被提升为步校团长，特意摆席请客。三营营长，机关枪连连长和迫击炮连的三个排长都去参加。
他们那边花天酒地，可是当兵的还是照常吃高粮米籽，连点肉都没有，大家非常气愤。这时，曹国安等三个人就凑了些钱，买了些酒和菜，分别和本排的弟兄们过节，大家也很尽兴。那些当官的从午后三点来钟一直喝到晚上七、八点钟才散，一个个喝得烂醉，这样倒好，为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
第五班岗上过半个小时后，就快到行动时间了，张瑞麟悄悄地起来，把枪顶上子弹，然后提着枪悄悄走出房门，会齐曹国安、宋占祥三人拐到房角，稍停片刻，没有发现什么异常情况，曹国安才低声宣布说：\"时间到了，马上行动！\"他的话音一落，四人各自快步跑回自己排住的屋里，大声呼喊：\"不好了，弟兄们快起来，日本人来缴械了！\"装睡的骨干们一下子从床上跳下来，抓起枪顶上子弹就冲出屋去，士兵们也都忙着穿衣服、拿枪、背子弹袋，不一会儿全连一百多人都慌乱地集合在院子里。曹、石等四个人都集中在正房的窗户前。黑暗中，只听伪连长郭学海紧问：\"什么事情？\"不知谁喊了一声：\"日本人来缴械了！\"伪连长又厉声说：\"这是谁说的？\"接着他故作镇静地大声说：\"弟兄们，不要乱，你们上了坏人的当！半夜三更的，哪有日本人来缴械的事！日本人真来缴械还有我连长在。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各排排长都到连部开会，其余弟兄都回去安心睡觉。\"曹等三个人几乎同时意识到，如果不马上扭转这个局面，就要暴露，起义就要夭折。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曹国安当机立：\"干掉他！\"几人同时扣响板机，随着枪响，伪连长应声倒下。一些骨干也配合着打了一枪，结果一排长、二排长都被打伤，一位骨干也被误伤。这时驻在镇西的机关枪连大概听到了枪声，也警戒起来，不断鸣枪示威。机关枪连如拉出来拦截就不好办了，必须马上把队伍带出去。曹国安大喊：\"弟兄们，日本人就要包围咱们，大家赶快跟我走！\"他说完就和宋占祥一起，领着队伍冲出了南大门，向原定集合地点奔去。
曹国安、宋占祥已经把队伍带走，张秉文想起烧锅有夜班工人干活，就手持步枪跑进烧酒房里，看到有二十来个工人穿着短裤，光着膀子，劳动已经停下，正在那里议论。张秉文叫他们赶快穿好衣服，跟着走到炮库。因为炮库没有灯光，也来不及拆卸，就叫它整体搬家，张秉文叫两个人抬炮的前脚架，一个人扛炮后座，一个人扛座盘，其余的又每人扛两箱炮弹。张秉文也用枪挑了两箱炮弹，领着他们一块跑出烧锅大院。天黑看不清道路，等张秉文赶到烟筒山下时，太阳已经冒红，曹国安、宋占祥已经集合好队伍，正在焦急地等呢。看张秉文已经顺利地赶上来，他俩如释重负，立即清点人数，准备出发。经过清点，全连一百二十来人，除在东门值勤的五、六名士兵和被打死、打伤的连排长外，其余全都出来了（那五，六个人第二天也赶上了队伍），带出步枪一百余支，每人二百发子弹。还有张秉文最后带出的那门迫击炮，炮弹二十多箱，共八十多发。
曹国安示意大家坐好，然后作了简短的讲话。他说：\"现在我们胜利地起义了，从现在起，我们又开始成为真正的中国人，不当亡国奴了。我们要走抗日救国的光明道路，手中的枪口要对准日本帝国主义。\"他接下去说：\"要抗日救国，就得和抗日游击队取得联系，人多才有力量。\"大家都赞同曹国安的主张，表示愿意跟曹大哥走。这时曹国安当众宣布：原先的那个伪军迫击炮连已经不存在了，改编为\"抗日迫击炮大队\"，大队下面分设三个中队。大队长，政治委员和三个中队长由大家选举。经过大家提名选举，一致选曹国安担任大队长，宋占祥担任政治委员。然后曹国安提名张秉文被选为第一中队长，另外又选了两名骨干任第二、第三中队长。
队伍改编完了，把抬炮的工人打发回去，曹国安下令出发。\"抗日追击炮大队\"按一、二、三中队的次序，以急行军速度奔向东南方的山林，当天晚上到达石虎子沟北的牛心顶子山里，在一座叫\"大清观\"的老道庙里宿营。把大家安排好以后，曹国安派人连夜给党领导的南满抗日游击队送信。第二天一清早，南满游击队派来迎接的小部分部队就赶到的驻地。由曹国安、宋占祥与石滨紧急商谈后，决定立即到游击区去。吃完早饭队伍出发，当天走了一百来里路，晚上住在一个叫\"生莱沟\"的屯子。第二天早起继续走，下午到达磐石县西边玻璃河套磐石游击队的根据地。磐石中心县委组织当地的一些群众在村口迎接，离玻璃河套很远就听到了锣鼓声和鞭炮声，走到近前，锣鼓鞭炮响成一片，欢迎群众举着五彩小旗，喊起欢迎的口号。看到这样热烈的场面，许多人被感动得流出了热泪，当晚，根据地群众杀猪宰羊热情欢迎起义队伍，还开了欢迎大会。
起义部队到玻璃河套的第二天下午，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总队召开群众大会，隆重欢迎迫击炮连胜利起义。当时总队政委杨靖宇同志回哈尔滨向中共满洲省委汇报工作去了，总队参谋长李红光（李红光当时担任教导队政委）、磐石中心县委书记李东光和正在这里传达文件的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参加了大会。当地农民救国军、青年团、妇女会，少先队、儿童团、农民赤卫队等组织的成员都参加了大会。李红光同志主持大会并首先讲话，群众组织的代表致了欢迎词。最后冯仲云同志代表中共满洲省委和省总工会讲话。曹国安和宋占祥同志代表起义队伍致了答词，表示一定不辜负党和人民的希望，坚决抗战到底。
起义部队和南满抗日游击总队会合后，被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总队迫击炮独立大队\"，曹国安大队长，宋占祥任政委，张秉文任第一中队长。由于迫击炮连的加入，游击队得到了壮大和发展。
南满游击队自１９３２年６月成立后，经历多次战斗，得到了很大发展。特别是由于中央指示信的精神“在杨靖宇同志领导的地区起了作用，……杨靖宇的游击队执行统一战线政策，有了很大的发展”（当年的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魏抱一１９６４年回忆），在南满地区形成了以游击队为核心的一大批抗日武装力量。这样，成立人民革命军的条件就基本上成熟了。１９３３年９月１８日，杨靖宇在磐石县西玻璃河套主持召开了中共磐石县委和南满游击队干部大会，正式宣布将“红军第３２军南满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
虽然独立师成立时只有３００多人。该师在司令部下辖政治部、参谋处、军需处、军医处，以及两个团和一个政治保安连。杨靖宇任师长（也称司令）兼政委，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李红光任参谋长。
就在独立师成立的当天，中共磐石县委在全县１０多处地方组织了共有２０００多人参加的群众集会。同时，独立师还向“全东北三千万民众”发表了一个成立宣言以及《告反日义勇军战士书》。
成立宣言在历数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和国民党政府卖国投降的罪行之后，郑重宣布：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第一师是东北三千万民众的武装力量，一师全体战斗员热烈地希望，并欢迎工人、农民、士兵、警察、贫民、学生成群结队地来参加游击队，共同地与日本强盗及走狗‘满洲国’作战。更希望工厂中、农村里、兵营中、学校里，广泛地组织反日团体，扩大反日战线，早日达到收复失地，打倒日本强盗及走狗‘满洲国’统治的目的。”
在《告反日义勇军战士书》中，独立师表示，愿意在（一）不投降，不卖国，反日到底；（二）允许民众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三）允许民众在进行反日战争等条件下，与任何反日部队结成反日作战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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