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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初，中共满洲省委派张玉珩到哈尔滨道外区任区委书记，在道外祥泰铁工厂当管账先生，改名张敬山，领导道外区群众的抗日工作。
5月1日清晨，哈尔滨车站广场人山人海，人们的目光都投向伪建国纪念碑。他们惊喜地看见碑上写着鲜红的大字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震撼人心的标语，就是道外区委书记张玉珩领人写的。五一前夕，张玉珩把哈尔滨机械分厂工人反日会员柴好、地下党员老杨，找到祥泰铁工厂。研究五一宣传活动。他们商量决定4月30日深夜，把反日标语写在伪建国纪念碑上。这天后半夜两点钟，火车站没有火车通过，站前死一般寂静。马路旁的路灯，鬼火似的闪着暗淡的微光。这时，一辆马车从霁虹桥驶来，不紧不慢地向车站走去。车上坐着3个人，张玉珩、老杨和赶车的柴好，似送站上火车的样子。马车到站前右侧小树林边停下，老杨掀开坐板取出油漆桶和板刷，随张玉珩跳下马车。柴好站在车上四下了望一下，低声说：“没事，快干吧！”他俩快速奔到纪念碑后隐避起来。老杨跳上台阶蹲好，张玉珩嘴叼刷子，一手提着油桶，一手扶着碑身，蹬在老杨的肩膀上站立起来。老杨站起身，两人加起来3米多高。老张快速地写，老杨逐渐往下蹲，不到5分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8个鲜红的大字就写好了。他们登上马车，柴好扬起鞭子，飞快地消失在夜幕里。日伪宪兵、警察发现标语，惊恐不安，一面用刺刀、枪托驱赶围观的群众，一面命人用水洗刷。然而，标语是用红铅油写的，用水怎能刷掉？敌人实行戒严，用白布把伪纪念碑围起来，用铲子刻，折腾了很长时间才把标语铲掉。
7月，张玉珩被省委任命为哈尔滨东区委员会书记，直属省委领导，除了党的基层组织外，还有工会、反日会、互济会等群众团体的工作，都要经常联系和部署。因为工作忙，张玉珩辞掉了祥泰铁工厂账房先生的职务，生活费靠省委供给。当时省委的经费来源非常困难，只能供给一天两顿饭钱和冬季取暖费用。他为了及时赶到各处联络工作，不得不节省饭钱用在乘车上，经常一天只能吃一顿饭。有一天，张玉珩在街上遇见李维民，饿得实在挺不住了，就对他说：“老李啊，请我吃顿饱饭吧！”李维民说：“行，行！我请你吃。”于是，他们在道里八道街一家饭馆，饱饱地吃了一顿饺子。在虎狼当道的旧社会，白色恐怖下的哈尔滨，一个职业革命者，要吃一顿饱饭是多么不容易啊！
李维民（19091976），祖籍河北，生于吉林。原名李馥惠，曾用名李一民，张守仁，化名王一民。父亲李连纯，曾在官银钱号充职，后经营菜园子，因患肺结核，39岁病逝。母亲张氏，生李维民姐弟6人，只有李维民一个是男孩。李维民9岁入塾馆。1926年，17岁考入吉林英国教会学校文光中学。该校教师冯铁生，曾留学苏联。他向学生介绍进步书刊，组织时事研究会。李维民积极参加这些进步活动，读了《拓荒者》、《申报》副刊等进步书刊，思想受到启发。一九二八年，李维民基于爱国热情，参加了反对延长吉（林）敦（化）铁路的群众斗争。翌年又参加了反帝大同盟，同爱国青年一起向卖国军阀、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1929年，李维民从文光中学毕业，因家境贫困不能升学，经多方托人，才到永吉县桦皮厂两家子小学当教员。由于未给校董藤三爷送礼，仅一个学期他就被辞退了。
李维民失业在家，思想十分苦闷。但他时常得到同学、地下党员纪儒林的帮助，受到一些革命启蒙教育。以后，李维民还阅读了纪儒林带来的中共中央编印的《红旗》和《土地法大纲》，初步懂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闹革命，目的是为推翻旧中国，建立新社会的革命道理，思想觉悟得到了提高。1930年春，经地下党员张玉珩（外号张瞎子）和纪儒林介绍，李维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维民入党后，组织分配他搞工运工作。于是他托人在吉海路东关分站谋个站务员的职业。他利用职务之便，接触工人，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合法斗争，培养积极分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根据满洲省委指示，吉林党支部积极宣传、组织群众抗日救国。李维民白天上班，夜间在家里抄写省委发布的《告东北民众书》，第二天在工人中秘密散发。后来，宣传材料越来越多，抄写不过来，李维民便自己动手制作一台油印机，解决了宣传材料多抄写不过来的矛盾。
1932年春，满洲省委调张玉珩去磐石中心县委工作。李维民接替老张的职务，任中共吉林支部书记。老张临行前向李维民交待了工作任务：继续搞好抗日宣传；在工人、学生中发展党团员，扩大党团组织；派人组织伪军反正，发展抗日武装。李维民不惧艰险，认真地去完成各项任务，使上述工作有了很大进展。这年秋天，省委派杨靖宇去磐石、海龙巡视工作，路经吉林时会见了李维民，听取他对吉林党的工作的汇报。杨靖宇根据吉林的形势，给省委写一份报告，建议省委批准吉林建立特别支部，由省委直接领导，并派李维民将报告直接送给省委。李维民去哈尔滨将信交给省委，省委秘书长老罗将他留下参加三天训练班，之后转告李维民说，省委同意了杨靖宇的建议，将吉林支部改为吉林特别支部，由李维民任书记，受省委直接领导。从此，吉林特支在满洲省委直接领导下加强了群众工作，吉林的学生运动，特别是吉海铁路的工人斗争，得到了迅速发展。
1933年4月，吉林特支选送一些进步青年参加抗日游击队。李维民还亲自送一名北大学生到磐石玻璃河套根据地参加革命，在磐、伊交界处一个山村，李维民见到了杨靖宇。杨靖宇交代给他三项任务：一是秘密搜集敌人军事情报，传递给游击队；二是为游击队购买急需的作战物资和药品，派工人、学生代表慰问游击队；三是继续向游击队输送革命青年。李维民回吉后，及时募捐筹款，购买了日用品及药品，派特支委员带领工人、学生代表去磐石玻璃河套慰问游击队。
这期间，满洲省委巡视员张弓多次来吉视察指导工作。5月初，冯仲云来吉传达中央“一·二六”指示信。根据省委指示，吉林特支积极准备5月份纪念国耻日的活动，决定5月6日晚7时，党、团员和积极分子统一行动，在全市贴标语，撒传单，进行抗日宣传。由于吉林一中学生，特支委员金景被捕叛变，致使许多党团员和积极分子被捕，吉林党团组织遭到彻底破坏。
5月7日早晨，李维民得知金景被捕的消息，立即烧毁了文件掩藏了油印机，通知李世超等党的负责人转移，然后到西关姨娘家中隐蔽，观察动静。当天上午日本宪兵队到李维民家搜查，没有抓到李维民，便毒打了他的母亲，踢死了他6岁的儿子。两天后，日寇搜扑越来越紧，形势迫使李维民不得不离开吉林。在吉海铁路地下党员董国璋的资助下，李维民化装成铁路工人，从黄旗屯车站上车，到达沈阳，后又北上哈尔滨。李维民在哈尔滨得到工大学生，原吉林文光中学同学、共青团员关世琨（关锡庚）的帮助，通过地下党员孙保忠联系，同满洲省委秘书长老罗接上关系。省委分配李维民做秘密印刷发行工作。为了便于掩护，经组织同意，李维民把原在吉林女师读书，参加过革命活动的秦淑云调来组成“家庭”，住在道里商铺街21号。李维民化名张守仁，秦淑云化名张淑贞，以兄妹相称，以补课升学为掩护，进行秘密印刷发行传递工作。后又搬到道里端街，对外以“夫妻”相称，李维民的职业是家庭教师，秦淑云是打字学校学生，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1934年春，省委派李维民负责党的交通局工作，以加强省委同党中央和各抗日根据地的通讯联系。李维民深感责任重大，工作更加勤奋精细，多次完成给游击队运送物资的任务。一次，省委急于想了解汤原县委和汤北游击队的情况，李维民便派经验丰富的交通员李升，不顾生命危险完成往汤原的送信任务，又机警地把汤原县委书记、游击队长夏云阶带进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
1934年冬，因叛徒告密，满洲省委机关暴露，许多同志不能继续留哈工作。省委便派李维民去汤原负责反日会工作，并参加县委。1936年春，李维民回哈向省委汇报工作，因情况发生变化找不到省委秘书长李世超，同组织失掉联系，不得不经大连转赴北平寻找党的组织。
电视剧和小说《夜幕下的哈尔滨》主角中王一民就是以他为的原型，是我党地下工作战线的重要干部。后来的省委秘书长李世超就是他1932年介绍入党的。
33年5月，吉林特支书记李世超也来到哈尔滨。原来5月7日，吉林市全市戒严，吉林团特支书记金景、一中学生郭峰，之前一天被捕，金景叛变，吉林地下组织遭到破坏，李世超得到李维民的通知，马上通知转移没被捕的同志，并安顿好转移同志家属；找到吉海铁路列车长董国璋，让他派铁路上的同志去给玻璃河套的老万头送信，让他火速通知杨靖宇和游击队，因为叛徒还不知道铁路小组。然后与省委派来吉林巡视工作的张弓前往哈尔滨向中共满洲省委报告情况，经组织决定他留哈工作，参与编辑《抗日民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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