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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初，省委为了加强对武装斗争的领导，派冯仲云去珠河巡视工作，省委秘书长一职由李世超担任，承担党的交通和文件发行工作，并任哈尔滨市抗日救国会负责人，发展团结了一大批抗日积极分子。同年，哈尔滨团省委书记刘明佛和团省委宣传部长杨勃相继叛变，负责印刷和发行工作的王鼎三被捕牺牲，阴霾再次笼罩哈尔滨。但李世超临危不惧，坚持印发省委办的《东北民众报》，并调自己的学生、同乡大秦秦淑云和毛诚（武文濮），后来又拍电报把秦淑云的妹妹秦淑华（被称作小秦）招来，作为得力助手为党工作。三人被满洲省委称为“伊通巾帼三女杰”。大秦到哈尔滨后与李维民假扮夫妻，印发《东北民众报》，李维民改名张守仁，职业是家庭教师，大秦改名何淑贞，一同住在端街一个白俄老太太的房子里，在“家庭”的掩护下开展工作。李维民1935年春，去了汤原县负责反日会工作。后来大秦病重去世，妹妹小秦继续为党努力工作；而毛诚后来接到省委指示，首批调离哈尔滨，派去游击区，为了革命工作，毛诚割舍了刚出生的女儿，将她送到了育婴堂。
同年7月，李世超带领大批进步工人举行“飞行集会”，震动了日伪最高统治者。1936年春，他的行动引起敌人的注意，转移到安东（今辽宁省丹东市）负责党的工作。1936年5月，不幸被敌人逮捕。敌人妄图用重刑*他说出中共满洲省委的情况，李世超受尽酷刑，敌人也未能得逞，遂于同年8月将其秘密杀害，时年32岁，年轻的满洲省委秘书长就这样牺牲了。
再说33年夏天，省委指示要在哈尔滨北市场举行飞行集会，指定张玉珩同群众见面。在日寇严密统治下，汉奸、特务横行的哈尔滨搞飞行集会，这无异是左倾冒险行动。但党的区委书记张玉珩，为了革命并不把个人的安危放在心上，坚决执行上级组织的决定。张玉珩召集党、团支部书记，工会、反日会和互济会负责人会议，进行部署和分工。决定7月30日中午12时，在道外七道街和八道街之间，真假王麻子膏药铺一带举行“飞行集会”。11点左右，东区三个群众团体会员和党、团员，陆续到达指定地点，像逛市场似的东游西荡。党、团员按分工监视各自范围的警察、特务。中午到了，“集会司令”、共青团员小王点燃了早已准备好的爆竹，张玉珩提着化装包，立即登上市场中央的板凳上，三个团体的会员忽拉一下把他围住。下班的码头工人、学生和逛市场的市民都凑在外边观看，密密麻麻地围个水泄不通。这时，张玉珩激动地高声讲话：“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人，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了！我们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东三省！我们不能在日本鬼子的铁蹄下当奴隶……”。张玉珩的话一停，红红绿绿的传单，飘落会场。警察、特务要钻进会场去抓人，但被人群隔住。张玉珩早已换好装，在同志们的簇拥下，顺着弯弯曲曲的小胡同走掉了。哈尔滨的冬天滴水成冰，张玉珩租住白俄的房子，屋里仅生一面火墙。他每天工作很晚才回来，煤不足，舍不得多烧火。有一次，他为了保温，在煤还没有烧透时，就提前把火墙插板关上了。深夜，正当他睡熟的时候，煤烟灌满屋子，把他呛晕了，从床上折腾到地下。刚好屋地放一桶水，被他登翻，淌了一地，借着水气，他才苏醒过来。事后，同志们埋怨他不该为节煤不顾安全。他说：“省委经费困难，大家应该节省花啊！”
1935年5月，满洲省委把在哈尔滨工作时间较长的同志分别派到外地工作。张玉珩被派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任政治部主任。这时他改姓杨，大家称他为杨主任，或“杨瞎子”。张玉珩辗转到达珠河县三军根据地时，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已由军长赵尚志、政委李兆麟率领，转移到松花江北汤原山区进行游击斗争。日寇把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视成眼中钉、肉中刺，派重兵疯狂讨伐。张玉珩没有找到部队，只好同珠河中心县委的同志一起活动。7月下旬，日伪军又加紧对珠河山区进行篦梳式的围剿，张玉珩他们不停脚地转换住处，成天在山沟里同敌军周旋。日军进山见人就杀，见房子就烧，每天都能听到无辜群众凄惨的叫声，到处可以看见被烧毁房屋的残垣断壁。8月29日．张玉珩同县委书记鲍巨奎、宣传部长冯仲云以及韩光、朱新阳等十多个同志，转移到娄家窝棚山脚下一家农户休息。天已经晌午了，大家既累又饿，请看房的老人做点饭，派一个人在山顶警戒放哨。大家正在吃饭时，有股敌人从沟底树林中的小道窜出来。敌人来的非常突然，山顶站岗的同志也没有发现。当敌人走到房西二十几步远时，被团县委书记周一夫先看见了，他把饭碗一摔说：“日本鬼子来了！”大家立即分散跑开。因为他们是县委机关干部，没有大枪，只有几支手枪，无法抵抗，只能撤走。当时敌人也愣了一会，看清跑散的人们，敌小队长才下令“卧倒、射击”。大家已跑远一些，但是仍在射程之内。几十个敌人乒乒乓乓一阵乱枪响过之后，张玉珩同另外两位同志倒在血泊里。敌人退去后，冯仲云和朱新阳重新返回来，找到了三位牺牲的战友，将他们的尸体火化了。张玉珩，为了东北人民的解放和民族独立，抛家舍业，从豫南来到东北。他对党忠心耿耿，一贯服从组织分配，他能上能下，从不计较官职高低、个人得失；他把一颗赤诚的心献给了祖国和人民，把一腔热血洒在东北大地上。牺牲时年仅34岁。
而李维民1935年春，去汤原县负责反日会工作。翌年，回哈向省委汇报工作，未能与省委接上关系，不得不转赴大连、北京等地寻找党的组织。
秋天，李维民怀着尽快找到党的决心，从北平出发去陕北，走到山西太谷，路费用光。在人地两生，一筹莫展之际，巧遇原吉林特支党员董国璋。董是在吉林特支遭破坏后，流亡到关内的，当时正在太谷车站任站长。在董的帮助下李维民干了三个月的勤杂工，后考上了电报员。“七七”事变后，八路军到介休，李维民找到北方局的王世英同志，向他详细汇报了自己的经历。王世英把李维民介绍到太原去见林枫，林枫指示他在同蒲路工人中，组织工会和武装自卫队。当时介休没有党组织，李维民发展了杨树声、朱玉书等三人入党，建立了党支部。同时成立了介休工会筹备会和武装自卫队。不久，介休车站和铁路遭敌机轰炸，李维民带领铁路工人步行到临汾，以老工人为骨干组成介休工会。路局惧怕工人运动，拘押共产党员、工会活动积极分子朱玉书。李维民组织千余名愤怒的工人在铁路局门前集会，高呼口号，向局长要人。当局慑于工人群众的威力，只好放人。朱玉书被放出后，在工人集会上登台讲演，陈述工人团结起来，成立工会的意义。工人十分兴奋，当即宣告成立同蒲铁路总工会。工会成立后，李维民负责在侯马南段组建分工会，动员两千多名工人参加了工会组织。同蒲路成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李维民为委员。
1938年2月，日寇入侵临汾。李维民离开了同蒲路总工会去西安，得到八路军办事处的支持，继续在工人中进行工作。李维民按上级指示，在西安组织四个职工大队，近两千人的工人武装。同年秋，李维民随刘少奇去河南省委工作。秘密潜回吉林1939年5月，李维民随刘少奇到达延安。不久到中央党校和马列主义学院学习。1941年春参加情报工作训练，结业后被派回东北做情报工作，任务是长期埋伏，等待时机。
1941年9月18日，李维民同电报员崔岳离开延安，路经绥德、米脂、佳县（葭县），在黑峪口渡过黄河到达山西兴县。李维民得到八路军一二?师司令部的帮助，陈钟给办理了到敌占区的身份证件。第八军分区王政委把李维民介绍到前方，由肖靖负责武装护送。越过封锁区时，遇到敌人阻击，曾三次被包围。突围以后，在清徐、太谷山区打了两个月游击，后到青源县猫儿梁。青源县委委员郑思华带领武工队将李维民、崔岳送入敌占区。为不引敌人注意，他俩分开行动。1942年1月1日李维民回到阔别十年的故乡——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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