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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恢复和发展东北地区的党组织，领导东北人民的革命斗争，1927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陈为人到东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筹建满洲临时省委（以下简称省临委）。10月24日，东北地区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省临委，陈为人为省临委书记，省委机关设在奉天北市场福安里。北市场当时是沈阳的“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繁华热闹，省委机关设在这里，与三教九流混杂，既利于隐蔽自己，又便于开展工作。
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党组织是当务之急。满洲省委成立后，委员们各自分工，奔赴东北各地，整顿和发展基层党组织。这些委员非常有战斗力，结果不到两个月，便初见成效：到1928年初，辽宁的旅大地区建立了满铁等10个支部，抚顺成立了特支，营口建立了支部，台安建立了特支；吉林成立了东南特委、长春特支；黑龙江北满地委改为哈尔滨临时县委。到1928年11月，东北地区党员数量迅速增加到270人。满洲省委于1927年10月至1928年12月末，满洲省委举办了3期农运干部训练班，培养了一大批农运骨干。
1928年9月，省临委在沈阳召开了东北地区第三次党员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将省临委改为满洲省委。东北各地分散存在、独立活动、缺少联系的党组织变成在省委统一指挥下有机联系的战斗整体。从此，东北地区党的工作进入一个历史新时期。到1931年末，满洲省委所属组织有特委3个，市委2个，中心县委5个，县委12个，区委17个，特支20个，在册党员2132名。
但是在白色恐怖下，满洲省委屡遭破坏。1928年12月，满洲省委在沈阳大东边门外一个工人家中召开扩大会议时，被敌人发现，陈为人、吴丽石等13人被捕，省委委员仅一人脱险。危难之际，1929年6月4日，中央派刘少奇出任满洲省委书记。针对当时严酷的对敌斗争形势，刘少奇提出，要处理好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关系，及时地取消了原定的示威和集会计划，减少了我党的损失。1930年初，刘少奇还送任国桢、赵尚志、李维舟等人到上海中央训练班受训，提高干部素质，这些干部后来大都担负了重要的党团领导职务。
发动群众，危急时刻与工农同呼吸满洲省委成立后，在重建党组织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和领导工人运动。1928年，满洲省委先后发动和领导了大连码头、窑业、盐业、土木建筑、海运、交通、印刷等行业工人大小规模不等的斗争。这股工运风潮很快便涌向东北各地。高峰给记者讲述了这期间发生的一件事。那是在1928年初，营口东亚烟草公司1000名职工要求发放工资时将奉票改为银元，以免受因奉票迭跌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生活之苦，但公司只答应给半数银元。工人们对此十分气愤，在省临委的领导下，工人们举行全厂罢工。面对警察的武力威胁，工人们毫不畏惧，斗争坚持了22天，终于迫使公司让步，答应给每人按95%的比例发放银元。与此同时，沈阳城内12家造纸厂的367名职工为增加薪金举行同盟罢工，全行业起而响应，700名职工坚持斗争了半个月，取得了胜利。
此起彼伏的工人斗争引起了敌人的极端仇视，满洲省委的同志们时刻面临难以想像的危险1929年8月22日下午，在省委干部孟坚的陪同下，刘少奇按约定时间来到奉天纺纱厂，找厂党支部书记常宝玉等人了解该厂预定在27日举行罢工的准备情况。奉天纺纱厂位于奉天市郊，比较偏僻，周围是一片阴森森的坟地和密密的小树林。这时，离工人下班时间还差十几分钟。他们两人就在纺纱厂北门外的小树林里，等候常宝玉出来。没多一会儿，下班的汽笛响了，厂门却紧闭着，不见有下班的工人走出厂门。纺纱厂的大门口，只有几个厂警在转来转去，搜寻着什么。刘少奇凭着长期搞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知道情况有变，便马上决定，不能再等，迅速转移，但已经来不及了。一个厂警发现了他们，并持枪冲来，将他们逮捕。原来几天前，孟坚到纺纱厂同厂里党支部商定斗争方案后，常宝玉等人便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厂方得悉这一情况，立即四处寻找“煽动者”。就在这时，工人党员崔凤翥叛变了。他向厂方告了密，厂党支部书记常宝玉已在两天前被捕。最后，经过与敌人的巧妙周旋和满洲省委的全力营救，刘少奇才脱离虎口。
1927年底，由于官厅用清丈土地的方法向农民们筹饷和掠夺土地，引起全东北农民的不满，磐石农民集合5000余人围困县城，迫使县长让步。1929年冬，台安特支派赵遗先（又名赵甫堂）利用假期回乡的机会向农民宣传反封建和减租的意义，并组织当地农民成立了农会、妇女会，并于次年夏组织农民开展了“找价”斗争。当地有个大地主，给雇工的工钱普遍低于别处。农会和妇女会提出条件，必须增加工钱，否则全体罢锄，迫使地主不得不返回少给的工钱。
在农运工作中，满洲省委注重把失业的工人或正在乡间的工人组织起来，到农民中开展工作，同时还派学生党员去做发动农民的工作，甚至做乡间小学教师的工作，使之发挥启发农民觉悟，推动农民运动发展的作用。
面对日寇，保家卫国与东北人民共生死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日本侵略军几天内就占领了沈阳、长春、吉林等重要城市，不到5个月，东北三省的主要城镇和绝大部分领土都被日本侵略军占领。次年3月，日本侵略者扶持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成立。东北沦陷，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与国民党统治集团截然不同的态度，9月19日，满洲省委首先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宣言》。原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的女儿冯忆罗说：“据我父亲回忆，‘九一八’事变后没几天，在我家里，罗登贤召集了北满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罗登贤说：‘蒋介石国民党以不抵抗政策出卖东北同胞，我们共产党人要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争取东北人民的解放！’”罗登贤的话，直指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揭露国民党卖国投降不抵抗政策，坚定了东北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反抗侵略，并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的信念。
当时的东北广大民众和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不顾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命令，纷纷组织救国军、自卫军、反日总队等各种抗日武装，统称为抗日义勇军。对于抗日义勇军的兴起，满洲省委十分重视。仅1931年末到1933年初，派往义勇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互济会和反日会成员就达100人以上。在领导与协助抗日义勇军斗争的同时，满洲省委自己领导的抗日武装也建立起来了。
在繁华的沈阳市和平区皇寺路福安巷3号（原北市场福安里4号），一栋面阔6间、进深一间的硬山式青砖瓦房，静静地矗立在北市场的一角。这里就是东北地区革命运动的指挥中心———中共满洲省委旧址，与周围鳞次栉比的高楼和热闹的皇寺庙会相比，这座显得静谧的老房子院落，并没有淹没它在人们心中的分量。因为，这里的块块砖瓦，都记录着那一段难忘的岁月———戳穿日寇侵华野心。当年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斗争的指挥中心。旧址虽只有几间普通的屋子，但辐射的却是全东北———北到哈尔滨、满洲里，南到大连。她点燃了反帝反军阀斗争的烈火。屋子彻夜亮着的灯火，照亮了东北地区黎明前的黑暗。
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将要发动侵略的狼子野心，中共满洲省委就已经注意到了，并始终密切关注着日军的侵华动向。1931年春天，中央在满洲的巡视员罗登贤及中共满洲省委将这些情况向中央作过汇报。“九一八”事变前4个多月，即1931年4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详细描述了日本在东北各地驻军、修建军营、工事、组织军事演习及不断增兵的情况，并十分肯定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侵略活动，将要发展到“直接占领满洲”。
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东北地区和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日爱国运动。这些斗争，都不同程度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军阀的统治，也锻炼了党和人民，为“九一八”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抗日宣言从这里走出“九一八”之夜，当日军进攻北大营的炮声响起之后，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人同大多数沈阳市民一样，一夜没有入睡。街面上的枪声还没停止，当时仍处在秘密活动的中共满洲省委常委，便来到省委机关所在地———沈阳小西门附近的詹大全家里，举行了紧急常委会议，安排对应策略。《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即是当天讨论通过的。
“……日本帝国主义者宣传‘这次冲突是奉天北大营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所引起的’，这完全是骗人的造谣，三岁小孩子也不会相信这些话！……唯一的出路久已摆在我们面前了！伟大的任务久已放在我们肩上了！只有我们以英勇的斗争才能完成它……”
中共满洲省委和东北各地党组织迅速行动，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领导东北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积极地扩大罢工、罢课、罢市，做反抗占领满洲的运动，到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向群众揭露日本侵略者制造的“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和国民党的投降政策，组织发动工人群众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斗争，发展壮大党的组织和建立各种反日团体。在中共满洲省委的领导下，成功进行的兵工厂抢粮斗争、皇姑屯铁路工人包围厂长办公大楼事件等斗争，使刚刚占领沈阳的日本侵略者惊恐不安。
在中共满洲省委旧址，12位满洲省委书记的画像格外引人注目。中共早期领导人陈为人、刘少奇、林仲丹、陈潭秋、罗登贤等同志，都曾先后担任过中共满洲省委书记。
1929年7月，刘少奇受命于危急之秋，担任了中共满洲省委书记。他不负众望，掀开了满洲革命的新篇章———纱厂斗争，中东路斗争等，使东北地区的革命运动有了新发展，这些已经载入史册。与此同时，东北地区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稳步向前发展的时期，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兵士运动、学生运动以及各界群众的反帝爱国运动都在逐步高涨。
如今，位于中共满洲省委旧址北院的一栋硬山式青砖瓦房，就是按原貌易地重建的刘少奇旧居，里面有根据调查资料复制的桌椅、床铺、被褥等文物，还有搜集的大量满洲省委资料、照片。
在中共满洲省委和各级党组织领导下，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和各阶层群众，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相继组成各种名目的抗日义勇军，打击日本侵略者。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就已存在的抗日队伍，也联合在一起，组成了东北抗日联军。他们与东北义勇军一道，在白山黑水间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从而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英雄辈出.
1931年底，中共满洲省委机关由沈阳迁往哈尔滨。中央驻满洲代表罗登贤于1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并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部长。
罗登贤（1905—1933）广东顺德人。工人运动早期的著名领袖。少年时代到太古船厂当钳工。曾领导工人进行罢工斗争，并参与创建香港金属业工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香港海员工会秘书。五卅惨案后，协助苏兆征发动海员、金属业工人参加省港大罢工。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讨伐军阀陈炯明时，积极发动香港金属业、机械业罢工工人参加东征宣传队和运输队。1926年被选为中共香港市委委员，并参加市委常委工作。1927年广州四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在中共广东省委负责联络工作。后任中共广州市委委员，在白色恐怖中来往于广州、香港，进行秘密工作。同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曾率领工人赤卫队在前线作战。起义失败后，留在广州坚持秘密斗争。年底被捕，后经营救出狱。1928年夏到上海，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6月出席中共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年递补为政治局委员。1929年至1930年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改选中央政治局后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代理委员长兼党团书记，在上海等地指导开展工人运动。同年夏被派往东北，任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九一八事变后，帮助满洲省委领导工人学生罢工罢课，组织农民暴动，开展声势浩大的反日斗争。
罗登贤在省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党在东北的中心任务是领导人民用民族自卫战争反抗日本侵略者。会议对创建反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等各项工作做了部署。他积极组织党员和干部到农村去发动群众，建立武装，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当时党中央从关内抽调大批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支援满洲省委，抓武装斗争。这当中，周保中就是第一个向罗登贤报到的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在吉东地区有两支抗日武装，他们都是原东北军的旧部，“九一八”事变后，这些爱国官兵不甘心当亡国奴，拉起队伍举旗抗日。军事才干出众的周保中被罗登贤派去出任前线指挥部总参议兼参谋处长之后，很快打开了吉东地区的抗日局面。3年后，周保中在吉东创建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而接替周保中担任军委书记的就是一代抗日名将赵尚志。在赵尚志担任满洲省委军委书记两个月后，省委书记罗登贤又根据东北抗日大局的需要，把赵尚志派往北满地区的巴彦游击队。1932年8月一个漆黑的雨夜，在参谋长赵尚志直接指挥下，巴彦游击队出人意料地发动了一次攻坚战，一举攻克巴彦县城。赵尚志，这位24岁的参谋长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
1932年11月，一个皮货商人从哈尔滨出发，奔赴南满。他就是身负满洲省委特殊使命的继任军委书记张贯一，即后来载入中国抗战史册的民族英雄———杨靖宇。当1934年新年来到的时候，在东北的南满、吉东和北满地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合大军已经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这年的2月21日，在南满临江县的一处密林里召开了由17支抗日义勇军首领参加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一致通过了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的决议，发表了《抗日联合军成立宣言》，杨靖宇被选为抗日联合军总司令。这支3万多人的抗日武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牵制了日军十几万精锐部队不能南下入关，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1938年11月5日，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发出给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联和东北同胞的致敬电，称赞抗联是“在冰天雪地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1932年6月，在中共临时中央“左”倾错误领导召开的北方会议上罗登贤遭受批判，会后被撤销省委书记职务。12月调回上海，任中华全国总工会上海执行局书记。1933年2月，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先后被关押在上海、南京。在狱中遭受各种酷刑，宁死不屈，8月29日在南京雨花台被杀害。
1933年6月，新任省委书记华岗化名刘少陵，在上任途中被捕。李实（魏抱一）负责组建新一届满洲省委。7月，李实代理满洲省委书记兼组织部长。
1933年4月25日，中共满洲省委改组，李实任满洲省委书记。9月李实奉命调离东北，中央任命宣传部长李耀奎任满洲省委代理书记。10月30日，李耀奎在哈尔滨被捕，宣传部长马良任满洲省委书记。
1934年10月，马良被中央调离东北，杨光华调任满洲省委书记。10月，上海中央局机关遭到破坏，满洲省委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
1935年4月，杨光华与宣传部长谭国福、组织部长赵毅敏奉命去苏联。满洲省委工作由团省委书记小骆（张文烈）主持。
1936年1月初，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韩守魁（金赤民）等人到东北传达关于撤销中共满洲省委、成立4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的指示。6月，小骆以省委代表名义向东北各地党部发出满洲省委正式取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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