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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联总指挥部在上海成立后，李杜将军为了沟通同东北抗日部队的联络，派人在香港；天津等地架设电台，保持与东北抗日部队的联系，他多次公开在报刊上撰写署名文章，热情赞颂东北抗日联军的业绩，并呼吁各界积极支持东北抗日联军的正义行动；其中一篇文章说：“由于东北抗日联军的惊人战绩，已使日寇的屠杀焚掠建立起的血腥统治根本动摇，今天全国同胞应给以最大热情去援助在敌人铁骑下苦斗的东北军……踏着成千上万为民族而牺牲的东北战士的血迹行进”。
由于李杜的宣传，国内各阶层爱国人士积极捐款捐物，支援东北的抗日联军；然而，一向口是心非的国民党当局，虽然公开场合支持李杜担任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但在背后总是对他的工作进行干扰和破坏，使他的工作不能很好的开展；一怒之下，李杜决定再次返回东北，直接指挥和领导东北的抗日斗争；他计划通过新疆的迪化（即乌鲁木齐）去莫斯科，然后转赴东北，但受到新疆军阀盛世才的阻挠，打电报“谢绝”李杜进入新疆；李杜返回东北的计划又一次落空；后来又做了第三次努力，由于德国和波兰发生战争，李杜绕道返回东北的愿望，依然未能成功。
1938年，上海沦陷，李杜迁居国民政府陪都重庆；在这里，他以东北抗联总司令的名义设立了东北抗联总指挥部，任命共产党员于炳然为政治部主任，开展抗日宣传和发动民众工作；为了沟通同东北抗联的联络，他派人在香港；天津；重庆等地架设电台，随时把抗联杀敌的消息介绍给关内民众；李杜不顾国民党特务的监视钉梢，经常同《新华日报》的负责同志往来，还多次同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领导人会晤，虚心聆听他们的教诲；当时他居住在重庆市南岸区，远离市中心，偏僻幽静，他的家成为共产党负责人同一些民住进步人士秘密会晤的重要场所，共产党人尊他为“南山五老”之一。
因为抗战的需要，东北抗日联军从1936年7月至1939年5月先后组建了东北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东北抗联第二路军，总司令周保中；副总司令赵尚志；东北抗联第三路军，总司令李兆麟；为了服从抗日大局的需要，在此基础上，李杜还把分散在辽吉黑三省的各路抗日义勇军，按照东北抗联的序列，分别组建为东北抗联第四路军；第五路军，总计编排到第十四路军；但因这些抗日队伍不属共产党领导，还有一些既为匪又抗日的队伍，所以一直被人忽略；这些抗日队伍在李杜的领导下，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使日本人不能在东北大地上为所欲为。
日本帝国主义对李杜恨之入骨，多次派出汉奸特务，妄图刺杀李杜，追捕他的家属；李杜和他的亲人几经历险，多次死里逃生；最可气的是，李杜的抗日行动为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所不容；1942年6月，国民党政府下令查封了设在重庆的抗日联军总指挥部，取缔了李杜的工作，并由戴笠派特务监视其行动；李杜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控制下失去了自由，他愤慨之余越发怀念东北的父老兄弟，极度忧国忧民，渴望有朝一日亲征沙场；“浩劫偏依蜀，雄心在渡辽”“匹马北征急，何惧道路遥”等诗句，充分表现了他那时的心境。
在长期同共产党人的接触中，李杜以实际行动接受了党组织的长期考验，1945年上半年，经冯）峰和董健吾的介绍，李杜秘密地加入党，为特别党员。
李杜在担任抗联总司令时期，与国共两党的负责人接触密切，特别是和张学良的关系非同一般；他非常理解张学良的心态：既想抗日，又怕蒋介石；此时，李杜已完全接受了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十分渴望国共两党联合起来，共同抗日；同时也担忧举棋不定的张学良，他的东北军正屯兵西北，对刚刚到陕北的红军构成严重的威胁；李杜想，如果张学良能够首先和共产党联合起来，不但能保存红军的实力，使其发展壮大，还能以此为契机，促成国共两党重新合作。
为了实现这一日标，李杜总是不失时机地劝说张学良；有一次张学良到南京开会，特意飞到上海看望李杜，并详细询问了东北抗战情况；张学良的这一举动使李杜很高兴，他想，张学良虽受蒋介石挟制，但仍然支持抗日；关心抗日；这一夜两人彻夜长谈，李杜敞开心扉，以充分的事例，说明只有共产党才是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阐述了共产党真心实意团结一切力量联合抗日的主张；李杜的劝说终于使少帅解除了对共产党的疑虑，他郑重表示：愿意在西北与红军联合抗日；临别时张学良要李杜“尽快找到共产党的负责人进行联系”；李杜非常高兴，立即秘密与上海地下党组织联系，汇报了张学良的思想情况，请求中供方面选派代表同张学良秘密谈判。
在李杜的联系下，上海地下党组织决定派刘鼎作为共产党方面代表同张学良谈判；李杜立即密电张学良说：“你让我寻找的朋友已经找到了；”张学良知道李杜所说的朋友就是共产党的代表。
对于这次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谈，张学良极为重视，在众多亲信中选择谈判的代表，最后选择了赵毅；而共产党方面之所以派刘鼎做代表，是因为他和宋庆龄关系密切，同时张学良又很崇拜宋庆龄；赵毅首先飞往上海，与刘鼎见面，双方谈得非常触洽；然后赵毅又把刘鼎接到金家巷张公馆见到张学良，初谈效果良好；不久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命他封锁延长；延川一带黄河，以防红军撤回陕北；张学良对蒋介石这道命令，断然拒绝执行，为此蒋介石对张学良大为恼火。
刘鼎乘机向张学良宣传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主张，并指出：“红军有广大人民的支持，能征善战，是一支不可战胜的革命武装；事实证明蒋介石的几百万大军对红军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呢？所以，张将军不要上蒋介石借刀杀人的当，把东北军推上‘剿共’前线？损失军事实力；因此张将军应当考虑东北军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红军还是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到底是否真打日本？东北军只有联合红军抗日，才能洗掉‘不抵抗’；‘投降卖国’等耻辱，这才是张将军的明智之举；”刘鼎的这席话，确实说到了张学良的要害处，他从心里佩服，感到十分高兴，诚恳地说：“刘先生的见解不同凡响，我们还要多谈谈，你是我请来的朋友，就请住在我这里。”
在十几天的生活和交谈中，张学良对共产党和红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加上李杜；赵毅等部下痛请两党联合抗日，打回东北去，解救日寇铁蹄下的苦难同胞；张学良更加坚定了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决心，决定亲自与领导人周恩来会谈联合抗日之事；1936年的4月9日，周恩来和张学良两位高级领导人终于会晤，达成了历史性的联合抗日的决定；张学良为了表示与红军联合的诚意，慷慨解囊，拿出自己的私款3万银圆资助红军，之后又赠送红军29万法币；不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迫使蒋介石抗日；李杜将军为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促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所幼稚园对外名义上是国母宋庆龄主办的，董健吾任院长，由董健吾的女儿董慧芳担任“小交通”，遇有汉奸特务前来捣乱，就由董慧芳去宋庆龄处送信，再由宋庆龄出面解围。
1932年1月的一天，大同幼稚园保育员管荷英突然失踪，又有地下工作人员顾顺章叛变，为防不测，党组织当机立断决定解散大同幼稚园；岸英；岸青兄弟根据地下党负责人欧阳新的安排，由董健吾带回家中抚养。
1935年，上海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董健吾家已经很不安全，为保证革命领导人后代的安全，地下党组织决定委托可靠的人将岸英；岸青送往苏联，最后选中李杜将军；党组织决定让董健吾立即将岸英；岸青和董健吾之子董寿祺送到李杜将军的住处李公馆；当时李杜住在上海法租界保健路（今宝庆路），他为共产党对自己如此信任深深感动，表示“有我李杜生命在，毛氏兄弟万无一失。”
此时，李杜正欲返回东北亲临抗日前线，他找到张学良请求协助办理出国护照，并提出送领导人子弟出国之事；李杜说：“少帅助我实现回东北抗战的夙愿，同时送共产党领袖子弟出国避难，以表示少帅对国共两党合作诚意；”当时正是张学良有意寻求共产党联合抗日的初期，于是欣然允诺，遂以委派李杜出国考察为名，协助办理了出国手续；为了保密，出国人员一律用化名，李杜化名王元化，毛岸英化名杨永福，毛岸青化名杨永寿，另一个便是董健吾的儿子寿祺；董健吾还为岸英；岸青置办了各种生活必需品，一遍又一遍交代出国途中应注意的事项，让他们都称李杜为“舅父”。
1936年7月初的一天，14岁的岸英；12岁的岸青以及董寿祺踏上了赴苏学习的征程；他们跟着改名为商人王元化的李杜，从上海登上了法国油轮“康特罗梭”号。
船经香港；西贡；孟买，穿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于8月上旬抵达法国马赛港；李杜上岸后，带着3个孩子坐火车前往巴黎暂住，去苏联驻法使馆办理入境手续；不料好事多磨，这时苏联国内正大张旗鼓肃反，严格控制外侨入境，大使馆迟迟不办签证；已经懂事的岸英不愿浪费光阴，开始学俄文，不是念就是写，受感染的岸青与寿祺也加入了学习行列。
李杜的随行人员中，有党中央专门委派一个照料孩子的人；他见几个月过去了还不能拿到去苏联的签证，便找到党在巴黎的《救国时报》，请他们转达驻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央代表团：的两个儿子已到巴黎，要求苏联政府从速发给入境签证。
李杜将军一生致力于抗日救国，直到66岁，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那些国民党的军政要员都得到普遍提职，而李杜却没有得到一官半职，反而更加陷入了贫困。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抢占东北的胜利果实，准备派一些义勇军将领和东北籍人士回东北，但对他们不放心，责令他们“必须公开发表反苏；反共声明，否则一律不给官做，不准还乡”；阔别家乡13年之久的李杜，虽然对故乡日夜期盼，然而他坚决忠于共产党的革命事业，拒绝发表反共声明，毅然放弃做官和返乡的机会，并表示：“竹梅育精神，松柏知劲节；我怀全夙心，岂为一官折！”因此，他一直被羁留在重庆；一位抗日功绩显赫的将军，不但未得到任何“封赏”，国民党还强迫他退出军界，断绝了他的生活来源。他甘愿清贫，也不趋炎附势，作追逐功名的俗子，他常以松、竹、梅的品格自勉，借物咏志，写下了“寒来暑往繁华事，独有梅竹晚节香”“宁做乱离阶下囚，不为功名客中人”等许多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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